膨胀的后果
诗人膨胀的后果是，绝对丧失对自我“资本”的最基本的识别能力。比方说，中国诗坛上有这么一位诗人，他常年来在网络上练就了一副好脸皮，自我吹嘘鼓动的能力相当了得，屁股后面跟了一大堆虾兵蟹将。而且还恬不知耻地译起了诗，今天译这个，明天译那个，殊不知，翻译的东西却不堪入目，根本不值得一读。我认为如果在翻译这件事上毫无开拓可言，那就等于嚼别人的剩饭。我真担心哪天他会将那些破烂译诗结集出版，从而毒害更多的人。我们这里有一句古谚语：驴学马走崩裆了。此一时，彼一时啊，如果说这位诗人要学博尔赫斯作狂傲状，那这也太浮浅了吧。据说博尔赫斯最早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一页翻译过来，发表在《普罗亚》上，以示与众不同：“我是第一个将乔伊斯的著作介绍到这个乱糟糟的原始国家的拉丁美洲冒险者”。事实上，博尔赫斯的选择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当时的阿根廷社会，许多文化精英的成员不能阅读英文。可是在当下，我们国家谁人不识得几个英文啊。所以像这样的显摆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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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被论述时的心理反射
我观察过一些诗人名字被论述时的心理反射。譬如好多人很在乎每年的年终盘点，更可笑的是，他们的名字日常是否被论述，这对于诗人来说意味着将大大增强被“神化”的机率。由此引发的，便是大面积的抱怨，谩骂甚至攻击。类似的事件国外也有，这充分暴露了人类身上具有的共通性的弱点。1924年，著名刊物《拉那西昂》刊登了《年轻诗人》一文，尽管该项标题将全部年轻诗人包括在内，但实际上未能在正文中将这些诗人全部论述到。这就是引发《普罗亚》抱怨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改变了《普罗亚》的编辑和诗人对《拉那西昂》作为年轻诗人神化者的作用的一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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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历史化
克默德认为，由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评论机制生存下来的，因此有必要将值得注意的思想和对立的东西迅速历史化。这话我认为说对了一半，从西方文学衍生的源头出发，也许是对的。但是，纵观中国古典文学，比如《诗经》、《聊斋》等，恰恰是民间的口述力量才是它们生存的根本。时代会改变一切事物生存的形态，包括文学，所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克默德的话放在伪善主义、犬儒主义、极权主义等各位主义泛滥的当下中国，却是非常适宜的。问题是，文学的形态可不是速冷饺子啊，如何将固有的或未成熟的思想迅速历史化？有人认为迅速将自身历史化，无疑于自杀行为。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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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诗人的日赖风格
说话是有风格的，依我看，体制内诗人有以下几点日赖风格：谁在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向没有人的空间说话；权力的程度与说话的能力无关，而是取决于“将话说到一定程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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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体诗歌
诗歌的电报文体。其特点是简短，并以告知为目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旧机器达达达的声响，其诗歌的言语方式，极力避免个人情感和道德判断。这是典型的工业文明的体例。欧洲诗歌中经常会使用这种文体，在拉美，希多龙多采用这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电报文体是自由、颠覆的代称。而中国的工业时代电报文体并不十分抢眼，主要是受特色体制遮蔽，恰恰是到了新世纪，随着网络的发展，数字体诗歌泛滥……电报文体在中国，就像天上流云，瞬息即逝，我们都经历过它，却什么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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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两种命运
诗人的两种命运：先锋但返祖从而博得世界中心的认同，先锋但具破坏从而被中心边缘。比如博尔赫斯与希龙多。在20世纪20年代，这两位最重要的先锋派领袖，为何命运却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为什么博尔赫斯的声名远远盖过希龙多，为什么希龙多基本上只是在西班牙语文学界为人所知，中国更是鲜有希龙多的介绍？答案在这里：评论家通过褒扬博尔赫斯（帮助阿根廷文学严肃和传统的自我形象）、贬低希龙多（嘲笑和反叛国族文学的概念）；在他们笔下，博是国族文学合法化的官方代表，希是先锋派蛮横的，难以驾驶的野兄弟；博是优秀的作家，但希早期的诗歌比博的更有创造性，博的作品几乎与惠特曼如出一辙，希的作品则对后来几代阿根廷诗人产生更大影响；在市场化营销方面，博是传统的，他曾花300比索出版300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忱》，并且拒绝出版，但他比谁都善于钻营，因为他为此设计了一个直接面向文学权威人物的成名策略，据说他曾游说编辑将他的书改为迎合读者的期刊式，并且设计为手掌大小的口袋书，这直接致使他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暴得大名。在营销手段方面，希显然表现得很粗鲁。1932年，希采用像香肠一样的销售方式。为了销售《稻草人》，他用混凝土和纸做了一个真人般的稻草人，稻草人戴着高帽子和单片眼镜，然后赶着一匹葬礼车，后面跟着穿旧服的步兵，然后花钱雇用年轻漂亮的女郎为他出售诗集，结果媒体都拒绝报道，他希望是读者“人手一本”，可事实上公众却发现他的作品完全不对他们的胃口；博是一本正经的、自视清高的，是缓慢的、怀旧的、机智的，希是破坏的、快速的，对抽象事物形象有偏好的，他构造自己凶猛的主体，却恶意中伤公众的或攻击他的读者……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同程度地销毁了许多作品，都在不断否定着自己。总之，也许，希龙多出生在欧洲会更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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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冷却术
将物拟人化，这是童话。将有生命的物化，这是诗歌操作手法上的语言冷却术，我亦称它为冷抒情。这是一个抑制欲望过盛，抵制人性泛滥的语言术，旨在对有别于人的“动物”进行有效捕获、个体抽离、分析解剖、生命物化的过程。所谓的生命物化，其实就是为了制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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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逸事
博尔赫斯所言“诗歌是逸事”，我想大概有两层寓意：其一、意指诗歌散失沦没不为世人所知，此为诗之大悲；其二、意指诗歌是安适之事，诗人是安适之人。此事此人，皆为逸群，超逸者尔。
93
抽象的事物
抽象的事物不具有诗性。一旦将它提高到诗歌高度，就要去思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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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于文人
一座城市，可以成为说话人创造的作品。像伦敦之于狄更斯、巴黎之于巴尔扎克、布拉格之于卡夫卡、都柏林之于乔伊斯、布宜诺斯艾利斯之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之与都灵、张爱玲之与上海……他们，都使各自的城市成为文学的一部分，也是创造城市的作家们。也就是说，每一个诗人只能拥有一座城市，但一座城市却可以同时拥有诗人以外的无数个小说家，城市影响了小说家的本性，也决定了诗人想象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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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都是自传
所有诗歌最终都是自传。想象的、原型的、个人的，你属于哪一类？我宁愿选择个人的，免受任何因素干扰，唯有此，才能干净而又直接地抵达汉语语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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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南方》
我们知道《南方》是公认的20世纪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期刊，博尔赫斯十年参与其中。一开始，《南方》就走奢侈路线，每本贵至2比索。1935年后就放弃了豪华版式。刊物对诗歌和小说也不感兴趣，而且最早几期还刊登一些阿根廷风光的照片，把它彻底做成了一个“地理指南”。为此，也招来了一些非议，有人批评《南方》未参与解决阿根廷社会问题……
对诗歌小说不感兴趣，这当然与创办者V.奥卡迫有关，这是一位具有整个拉丁美洲视野的女富豪，1929年，据说被犹太共产主义者W.弗兰克游说，才肯拿出一部分钱来办杂志。不过，V.奥卡迫与W.弗兰克在办刊意志上却不相投，她对欧洲的先锋派不感兴趣，在她看来，个性化的文章，或与欧洲有关的东西，才是她所需要的。她希望将《南方》办成像A.纪德的《新法兰西评论》或像O.伊-加塞特的《文学杂志》那样。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小视这位骨子里拥有精英意识的奥卡迫。她和她的同道无法改变因贫困而卖身到欧洲或由欧洲流放到美洲的族裔身份，所以希望通过《南方》向欧洲推介拉丁美洲，更重要的是，通过欧洲的目光过滤器，把阿根廷介绍给欧洲大陆的自己的人民，以此来获得“激情和自我形象”。她很清醒一点，是欧洲的“朋友”，将《南方》置于“标准的轨道”。
中国有句话：有奶便是娘，V.奥卡迫认为钱是她出的，当然要做成她的品格。即使《南方》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仍旧欣赏这位财富继承人， 她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而且将自己视为超越国家的精英阶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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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农民
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庄涤坤的作者谈到，“当下在中国，提到‘农民’这两个字要处处小心，最好是避讳着。”是的，现在有一种新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那就是伪农民，或假面农民。有一些人卖穷，卖可怜，卖卑贱，然后搏得公众同情，从而达到个人敛财或沽名的目的。文学圈里也有这样的人。但更多的是纯朴写作者，比宁夏盐池农村的张联等。
98
有必要讨论标准吗
当看到有人兴师动武地组织专家讨论诗歌的标准时，我笑了。这注定将是一场闲得蛋疼的讨论，不会有什么结论的，即使有，那也是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它与一个团体的利益和权力有关，并以此来认定自我的作品最能接近诗歌标准，而且以它为标准品味去评价别人的作品。
99
竞争对手
奥登和斯彭德曾将他们“竞争对手”的诗人分为三个团体，其中前两个团体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因为这是由写作社会的小说家，和政治诗人组成的团体。而唯一对他们造成压力的团体是，是那些与巴黎和柏林的新艺术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实验作家。而刘易斯却将他的竞争对手的名字分成三栏，左边一栏是已经超越的诗人，中间一栏是准备超越的诗人，右边一栏是希望日后与其平起平坐的诗人。艾略特似乎是他们最可怕的竞争对手……诗人这种衡量竞争力的作法，暴露了先驱“影响的焦虑感”。我相信每个诗人都有这种由先驱的声名而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感”，那么你的竞争对手是谁？谁才是“第三团体”或右边栏的与你平起平坐的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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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文学
在我看来，博尔赫斯是一位在心理上接近现实的人，然而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彻底的逃避者。马尔克斯曾经批评博尔赫斯的作品，认为，自己对博尔赫斯非常钦佩，每天晚上阅读他的作品。但是，他又是一位令他讨厌的作家，因为他的文学是一种逃避文学。由此我想，诗人该不该介入当下社会问题或政治？或如何介入才不至于“逃避”？或如何维持和守护文学的纯真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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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两面派
文人也是人，也是草木之躯，面对政治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化诱惑，孰能不为之动心啊？都知道大文学家韩愈吧，在历史上，这位韩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然而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韩愈自从19岁进京应举，却屡考不中，30岁时，便就去了汴州，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手下做了个小推官，相当于现在的小法官。为了求官，韩愈不惜颠倒黑白，阿谀权贵。当时，京兆尹李实是一个大贪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有一年，皇城周边大旱，李实却向皇帝报告说：“今年虽然大旱，但禾苗长得很好。”最后，老百姓交不起皇粮国税，只好拆房子卖瓦卖木。为了求个官做，韩愈居然写信表示自己对李实的“仰慕之情”，夸其有赤心，忧国如忧家，还说自己若有机会将亲投阁下，伺候于左右以示恳心，真是有点“肉麻”！其实韩愈是典型卖身求荣两面派，是鲁迅笔下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他写着“排佛”亲儒的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文学写歪。
据说西方人只相信两面派的一面，因为一直以来它们都自认为掌握着真相。如果是这样，那太好了。在西方，像韩推官这种行为会被视为“精神分裂症”。1937年，召开的马德里特作家大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家和左翼政治活动的疯狂的结合。据说尽管大多数与会的作家集合在一起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但他们“乘劳斯莱斯车到处游逛，享受美食佳肴，发表讲话，喝香槟，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重要性有一种歇斯底里之惑”。斯彭德后来称这些作家是“被宠坏了的孩儿党”。本雅明曾指责作家对激进政治虚委蛇：“我进一步认为，相当比例的所谓的左翼文学，除了近于政治形势为取悦公众而写的许多小说外，没有其它的社会功能。”言外之意，这是一种令人担心的文学。具有典型的是，奥登是一个杰出的中间人，“他在支持与避开之间摇摆不定。”
说到这里，我想起前不久，有一位诗人在一个小范围的网络空间报料另一外诗人，说他是一个潜伏在某一利益集团下的一个反动分子，“在一个非诗歌的时代竟然坚持写诗，违背市场规律”。我说，这算不算是两面派呢，这要是在过去，会被指认为“汉奸”，是要杀头滴。但我欣赏的是，这位潜伏者，也会赢得部分民众的尊敬。就像韩推官，这位著名的“排佛领袖”那样，即使他“颠倒黑白，阿谀权贵”，但总归是说出了“文以载道”并传至后世的至理名言嘛。
102
诗人，与神
诗人，就是领袖，他敏感一切，并用想象力去解决问题。不过，诗人不可能是神，但至少是神最亲的兄弟。
103
诗歌的目的
诗歌的目的，或诗歌的工具性，是帮助诗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当下现实问题是，每一个诗人都面临着在新知识和新环境下，如何让新语言顺利产生。诗人如若对语言没有贡献，证明至少在思想，或感情上严重缺失，或者，患上了商业大众化的毛病，要么就淹没在旧标准之中。
104
为谁而写
奥登表示，“写作被封闭在一个聪明人的圈子内，他们为了自己而写自己。”在诗歌圈里，我所见识的所谓的“聪明人”即知识分子，生来有一种自我优越感，或自觉意识，他们倾向于视解决诗歌问题为己任。但是有一种致命的危险，那就是他们服务于精英却疏忽了大众，没有把“调和诗人的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之间的冲突作为目标。要知道，漠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包括诗歌，是对自己所拥有的天赋是一种伤害，也意味着甘愿放弃知识的权力。
105
团体领袖
如何做一个不令人讨嫌的诗歌团体的领袖。应该像奥登那样，掌握一术隐身术，并以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感，让其它诗人羡慕嫉妒恨。在中国，我们常常会看到在一些诗歌圈子里，所谓的领袖，正如英国《新诗》的编辑G.格里格森所说的那样，好像是“主持宣传的总指挥官、新的救赎军、或红衣主教”，完全靠玩策略使其它人与他同心同德，从而达到强制形成团体的目的。而诗人奥登却不是这样，他做事从不在乎公众的态度，从不关注任何文学运动的概念，很少变着花样讨好读者。他顺其自然地做事，却迷住了周围的人，这就是他个人独特魅力所在。他的领袖形象，完全是由众多的“追随者”竖起来的，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博尔赫斯和布列东。
106
公共职责
根据1927年的英国人的等式，“行动与作家的公共职责联系在一起，不行动与私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确，在上个世纪20年代，伴随着历史，战争，和自由，“行动”一词在英国诗界广泛关注。由此，奥登从政治意义出发，表明所有真正的诗歌都是从公共混乱中形成的私人领域。这里谈到的“公共混乱”就是战争。对此，他一再强调，“那些不行动的人，将因此而消失。”然而当战争型的公共的混乱暂时消失，替而代之的是，当信息时代全民焦虑症极度蔓延时，这样的“行动”是否意味着面临消解或已经消解？或者说，当诗歌的战国姿态显现，公共的混乱是否将直接指向这种全民焦虑症呢？我坚信，“英国人的等式”依然存在，只是，在这个完全“私人领域”的时代，“那些不行动的人”，真得会消失？我看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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