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杨争光，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等小说名篇，或新派武侠片《双旗镇刀客》、央视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等大热影视作品的编剧。很少有人注意到，以小说和影视名满天下的杨争光，其实是从诗歌走进文坛的，他早期的诗作《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在1984年第一期的《诗刊》发表后，迅速被广为传诵。有一位读者甚至不远千里找到杨争光，只是为站在他面前朗读此诗，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
在大学期间及以后的许多年，读诗、写诗、想当诗人，一直是杨争光的心结。谈到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杨争光说，“诗是我年轻时挥霍与享受生命的组成部分。后来，我写小说，继而又写电影剧本了……诗的写作几乎被放逐于我写作的空间之外，仅只是偶尔为之。但我和诗保持着亲密又隐秘的关系。我不想失去生活、生存和生命过程中的诗性，哪怕是在面对和亲历复杂又龌龊的生活事件时——这是我要感谢诗的。”对杨争光来说，“保持而不是毁坏，发现而不是踩踏诗性，比写诗更能让我掂量和感受到生命的意与味。”
谈到个人的当下阅读，杨争光坦称，“我发现，许多非诗的文本比许多诗人的诗作更有诗性。”
如何看待中国诗歌在国际诗坛上的影响力？杨争光表示，自己更在意“中国诗歌在中国的影响力——先走出诗斋，在中国产生影响力。‘肌无力’患者是走不了路的，硬抬出去，其影响力仅只是媒体上一条新闻的影响力。”
郑小琼：好诗要有生命原动力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郑小琼说，在她看来，诗歌是生活、生存、生命三者的镜像，一首好的诗歌应饱含生存、生命的原动力，好诗歌与这三个词一样，都应饱含一个“生”字，要有活力。 对于中国诗歌如何“走出去”的热点问题，她说，我不知道我们的诗歌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何而走出去，我觉得中国诗歌本身是世界诗歌的一部分，它本身是一个在场者，它如何离开这个场，我觉得我们自身没有足够的强大，对自身的创作怀有自卑，我们才急于需要“走出去”，获得外界承认来消除我们的自卑。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建设好自身，让自身的创作构成一个强大的场，吸引人家关注，让人家走进来认识我们的诗歌，了解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诗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自己不够强大，没有构成人家走过来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然后推介我们的磁场。我更关注的比如董继平这样优秀的诗歌翻译者是如何深入到外国诗歌，并且将优秀的诗歌作品带过来的，是什么原因吸引他去进入那些诗歌文本中，然后翻译成汉语，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翻译具体诗人的作品。
默默：诗歌是无法翻译的
深圳特区报记者 钟润生
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默默的部分诗作就已经被翻译到瑞典、德国、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印度、日本等国。1993年，在北京的餐桌上，默默偶遇一个法国汉学家，她说她曾翻译过他的三首诗歌，并选入巴黎第四高等师范学院的选读教材。然后，一个翻译专家现场转译成汉语，默默发现那三首诗歌完全被误读了，甚至有点不知所云，让人啼笑皆非。“必须承认一个宿命：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每一种语言都有每一种语言独特的魅力。”默默说。
对于中国诗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问题，默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在上海的撒娇诗院和香格里拉的撒娇诗院，他接待过许多来自世界各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有一次，我随口问了问一个来自非洲科特迪瓦的诗人，他也知道李白杜甫苏东坡，并且说很喜欢他们的诗。“够了，伟大的汉诗能从他们红口白牙里朗朗吐出，已足以证明汉语无穷的魅力。”默默说，他发现那些异国诗人都非常热衷于他们的作品如何“走进中国”。
谈起此次诗歌人间，默默满心期待。他说，期待能在诗会上见到一些久违的老诗友，“我们曾一起匆匆走过了风起云涌的上世纪80年代诗坛。”
胡茗茗：不俗气地活在诗里
深圳特区报记者 梁婷
胡茗茗的作品非常符合大众印象中“诗”的概念，里面不时出现万物生灵、历史怀古等能让读者产生想像的物象、意象，同时又表达一些非常私人化的感情。她告诉记者，在目前的舆论中，关于诗歌的负面新闻多于正面，“梨花体”、“羊羔体”等的流行让人们对诗歌的认知产生偏颇，实际上那两种“体”都是被恶搞的概念。“当前，多元化、平民化、口语化写作是大体的趋势，但这并非与降低诗歌的难度和标准混为一谈。”她认为，好的诗歌是应带有“诗意”的，为读者带来遐想空间。
在胡茗茗的博客上，寻常事物信手拈来，都被她用如花诗句寄意抒怀。她用诗歌记录着个人化、独特性的生命体验。在她看来，在烦嚣琐屑的生活中，诗歌拉开了她与世界的审美距离，“在那个我创造的空间里，我活得还算不俗气。”胡茗茗坦言，她爱的不是诗歌，而是诗歌中的自己，在那里，“体验是高峰、是火，而痛的表达只能冰镇，只能虚实结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自由游走，它有着对抗的姿势，即使空无依凭也是满的，正如寒山之句：‘冰火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高兴：译诗和写诗是一回事
深圳特区报记者 孟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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