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读柳宗宣《飘泊的旅行箱》

　　飘泊的意义
　　
　　——读柳宗宣《飘泊的旅行箱》
　　
　　王静安徽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教研室
　　
　　可以从诗人柳宗宣的散文集《飘泊的旅行箱》中找到这样的一些词：旅行箱，铁路。邮政，沙鸥或燕子，故乡或房子，……诗人在飘泊中写作，可以作为这本散文集的一个总体精神概括。
　　
　　第一种理解诗人飘泊的方式：诗人在困境中被迫飘泊。在《我与博尔赫斯》中，诗人这样表露心迹：“二十七岁开始写作，太晚了，而且是在封闭的小城里想做一个诗人。”想做一位诗人，这是柳宗宣最重要的人格显露。
　　
　　为什么写诗？诗人是这样描述的，“写诗是快乐的：当我写下它，退隐的灵魂返回自身，眼睛发亮，血液在加速流动，身体书写的过程中如同舞蹈，写作让自己变得疯狂。写作者用诗去打破隔绝之墙，去获得沟通的快乐！而当创作处于停顿阶段，那时他觉得活着好像在等死。生命成了一个无聊的磨难——诗歌艺术在诱惑渗透他从死亡的阴影中进入那充满光亮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居所。”（《为什么写诗？》）。这是一种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人生体验。在孤寂中写作，柳宗宣在写诗中得到内心安宁。这样，诗人是万分珍视自己的诗，在《我的诗稿》中，作者这样写道，“时间留下的痕迹就是我的诗稿。我在尘世奔走，焦虑和狂喜，我把它们写了进去，保存在这里。”这样说来，诗与文对柳宗宣具有了一种生命性，它们是诗人的内在生命外显，是故乡和避风港。可以说在写作中他完成着对存在的突围与探索，显现出个体生命的自我努力演变的过程。
　　
　　写诗成为他的一种抉择，一种立场。柳宗宣喜欢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在对诗人的描述也即在呈现着自己的心境：“我选择了少人行走的那条/这就造成了一切的差异。”“他对自己说：写诗吧，穷就穷吧，于是他们就来了英国，离伦敦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座木板茅屋的新家。”（《弗罗斯特的选择》）。这里我们分不清是在写弗洛斯特还是在写他柳宗宣自己。在飘泊中寻找房子，成为柳宗宣的一个情结，房子是安全、宁静、幸福的象征。是旅人飘泊的港湾。
　　
　　甘于贫困但要养家糊口，写诗但又迫于小镇封闭，为写诗而又能养家糊口，诗人飘泊他乡，来到北京，找到一个适宜写作地方，他像弗洛斯特到英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找一个便于写作的环境。北京可以同时给予诗人这样的可能：通过写作得以生存。飘泊的过程是一个在寻找中建立信心的过程，比较幸运的是，诗人在北京写作，找到了一个新家。
　　
　　在这一个过程中，现实中的柳宗宣是在艰苦卓绝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留下了对诗歌刻骨铭心的记忆。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给柳宗宣带来的是有一种为诗歌殉葬的悲凉感。诗人柳宗宣，为了写作他经历着不断放弃世俗的诱惑，经历着一种炼狱，一种碎尸万断的身心痛苦，直到心灵的重新整合的过程，柳宗宣是一个站在疯长的城市边缘的充满欲望的写作者，可以把他看作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一个肩负着养家糊口的汉子，一种被命运选中写诗的写作者。他毁于诗，又成于诗。诗歌耗费了他的青春，使他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而他又成于诗，在这样一个喧闹的、失去灵魂的世界中，柳宗宣又坚守住了内心的尊严。为了写诗，从湖北到了北京，可以看到柳宗宣从一种从彻底退守到努力寻求温暖家园的持续努力。
　　
　　在这种境遇中，柳宗宣开始了他的散文写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散文更直接记录他的这种刻骨铭心对诗化生活的记忆，对一个诗人在现实中维护内心自由的遍体鳞伤的记号。在《自传体散文写作》中，柳宗宣写道，“我写诗多年转入散文，对诗歌的深入之中感到言说的局限，诸多存在给遗漏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散文写作好像成了一种补救。散文创作成了诗歌创作的一种延续，诗歌说出的或未说出的通过散文这一文体得以拓展。”
　　
　　从湖北老家那种绝对孤寂到在首都寻求到同类的一种喜悦。故乡成为一种孤寂的记忆，在月夜回乡的记忆中，在大城市的漂泊中，柳宗宣在飘泊中，在白眼冷遇中形成了一种努力维护自尊的敏感。在这样一个功利化的时代，诗人这样的一种纯粹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成了众人嘲讽的对象。对写作的坚持，柳宗宣有一种从犹豫、彷徨到奋发、义无反顾的内心历程。在这样的境遇中，才能体验到诗人这些表白的深意，“克尔凯戈尔没有弃绝他生命所系，写作是他的真正的生活，写作的命运考验了他，他经受住了考验。克尔凯戈尔把自己的一生献祭出来了。”（《作为作家的克尔凯戈尔》）。柳宗宣从克尔凯哥尔的写作理想中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支持和信念，并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当寻找到基本的安全保障之后，柳宗宣的情感转入到对飘泊的一种美学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我开始对诗人飘泊生活意义的形而上的追问。这个出发点建立在诗人的许多表白之中，飘泊中的寻求在柳宗宣那里有一种怎样的意蕴呢？飘泊真会带来一种诗意的充足？在审视柳宗宣内心世界对诗意的寻求中，那么诗人对飘泊的颂赞的真实内涵是什么？
　　
　　《飘泊的白云》有一段近乎诗人对飘泊生活的美学宣言：“其实，一个诗人就是一个漂泊者，他总是保持着远行的冲动，一生在学习漂泊。他要在危险的漫游中过完一生。”再看《从自己的城市出发》，“多年来，我想把自己放置到一个陌生的流动情境之中，对自己和这个世界充满新鲜的打量。我想这是一种诗的精神，那些头戴斗笠脚踏草鞋的行脚僧们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
　　
　　在危险中过完一生，这里诗人开始了形而上的冲动，而兰波就是柳宗宣的理想的典型，“他把自己放逐到路上，用各种方式去体验生命。将心胸扩大，去冒一切的险，去获得发现新事物的喜悦。飘泊，在大地上自由自在地漫游。作为诗人的兰波，渴求着沐浴阳光，无止境地漫游，歇息，旅行，冒险，总之想云浮四方。他只爱缪斯和自由。”（《生活在别处——兰波阅读札记》）
　　
　　柳宗宣曾经说，在某种意义上，诗人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可以看到，为了寻找精神的家园，诗人出外远行，在路上，寻找不稳定性，寻求冒险。这同时开启了柳宗宣精神层面的一个方向，去寻求不安定，为冒险而冒险，不确定性，新奇性，或然性，陌生感，迷宫，叙事圈套。那么从这一点来说，柳宗宣与本雅明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如本雅明成为大街上的流浪者，柳宗宣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写作者。本雅明在柏林的苍穹下，在巴黎的大街上洞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的世界万象，本雅明在对童年记忆中寻求真正的希望。对于柳宗宣来说，这种童年记忆并不十分自觉，这在于柳宗宣对这种流浪更多地注入了生存与写作的困境的解决，而一种虚无与信仰的更深一层的困境还没有明显地浮出水面。柳宗宣还沉浸于一种20世纪80年代的纯真记忆，一种举国诗狂的回忆之中，这多来自一种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那么，诗人柳宗宣的飘泊之中的精神原素有多少是“诗意”的呢？这种情感是否会滑入到自我放逐，自我欣赏的虚无游戏之中去？诗人柳宗宣对飘泊的体验是否具有一种严肃性、纯粹性。
　　
　　要剖析柳宗宣的内心世界，可从《地坛与我》入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地坛与我》是《飘泊的旅行箱》中最好的一篇，这篇散文可以看出诗人达到了一种生活的和解，在这里，柳宗宣回应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孤独与宁静。但在写法上和个人情感表达方式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篇散文是柳宗宣最平静的心灵流露。可以说，在这里，柳宗宣达到了一种现象学的直观性，地坛与我而非和我与地坛，这个标题词语的易变，加强了散文的客观性，加强了视象中的物的突显和客观效果，看成了一个重要的词，柳宗宣在这里洞察内在与外在的生成之流，直观出一个动荡不安的周遭世界的片刻宁静，可以真实感受到诗人在生存的艰辛中的内心平静。欲望与超越，等级与平等，生与死。而这些情感和哲思寄于物与我的观看中，在缓慢的主客体的交融中达成的，散文的完成几乎成了诗人外在和内心生活的一个重大事件的描述与完成。一个漂泊者的形象在纸面上跃然在目。
　　
　　最后需要对诗人飘泊情结的更深层的揭示，这来自诗人对抗工业化的潜在立场。如作者所说的，陶渊明那样的田园生活已经不存在了，工业化的浪潮已经成为事实，自然的去魅已经将柳宗宣这样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赶到城市的边缘，他在情感上抗拒城市的冷酷，但在生存上不得不依附城市，诗人往往成了为金钱出卖灵魂的缪斯。来看诗人是怎样来写《在武昌天桥上吃掉两个烤红薯》的，“红薯代表的就是那自然物性的东西，表达的就是对城市的对抗，对土地的怀念，对人性的想象，在城市，现在接触的是些非人性的生硬的物质。”在这里可以看到柳宗宣一种浪漫主义的拒绝城市的隐密的渴望。他总想回到过去乡村文明的环境中去，找到自己的家园，但诗人只能在城市中流浪，真正生活在别处。诗人的困境在这里，这也是人类的困境。柳宗宣即在这种普遍和也是个人的困境里展示了他个人的行走与漂泊，从而也昭示着寻找家园的努力或人类漂泊生活的常态与无奈。
　　
　　（《漂泊的旅行箱》，百花文艺出版后散文丛书，2005第一版）

南方文学

主页 > 南方文学 >

王静：读柳宗宣《飘泊的旅行箱》

相关阅读

频道精选

热点资讯

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