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蔷薇与加里的赤子之心1
王屏
我知道全世界都热爱环保诗人加里·斯奈德。尽管如此，当我将加里90大寿时的健康状况发布在脸书时，人们的转发和关注度仍让我惊讶。世界上有那么多伟大的诗人，为什么加里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这么大位置？
我们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见面。那是1988年，我在为艾伦·金斯伯格做翻译，他组织了第一届美国华人诗歌节。诗歌节的开幕式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参与者有加里·斯奈德、约翰·阿什贝利、鲍勃·克里利、北岛、顾城、杨炼、江河、舒婷等。第一个读诗者就是加里，由我负责把他的英文当场译成中文。我紧张得说不出话，结结巴巴地重复:“I’m Wang Ping，我叫王屏。”我开始出汗，整个会场似乎都在瞪着我，嘲笑我的愚蠢。
我听见加里的笑声。不知何故，这反而让我平静下来，开始顺利的翻译，一个接着一个，加里，北岛，金斯堡，顾成，舒婷，直到朗诵会圆满结束。
诗会结束后，金斯堡在博物馆的大厅举行晚会，香槟，红酒，各式点心。我在人群中找到了加里。人们围着他，微笑，点头，聆听，不时地爆发大笑。我站在圈外，看着他和每个人交谈，神采飞扬的样子，同时又显得安详平静。他看起来很眼熟，好像我们上辈子就认识了，尽管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是前一天才知道他的名字，在诗会开始前一小时看了一眼他的《砌石与寒山》，并一下子爱上了他的诗。
我觉得和他有着一种亲情。我可以告诉他任何私密，他会倾听，大笑，于是我所有的过错，都会烟消云散。
斯奈德的野蔷薇家
加里看见我，伸出了双手，人群中出现一个口子，我挤了进去。他抓住我的手，按在他的心口。他的手掌布满老茧，他的胸脯多么温暖。我可以感到他的心跳，他的力量、慈悲。我眼里突然充满泪水，委屈得真想嚎啕大哭，高兴得直想开怀大笑。我正要为自己在朗诵会上的愚蠢表现道歉，他却打断了我，“你是个很棒的翻译，佩妮，谢谢你！”
我张口结舌，一下子又说不出话了，但一直折磨着我的羞愧却被他的微笑抹去。他的旁边站着罗伯特·克里利、约翰·阿什贝利和其他大诗人，他们都微笑着看我。
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我一个无名之辈，刚开始用英语写作，却一步踏进中美诗歌的大河，并有加里和大师的导航，我不怕迷失方向，也不怕翻船。
11年后，我拿到纽约大学比较博士学位，同时出版了五本书，翻译，学术，小说，诗歌，拿到各种大奖，被中西部一所著名的私立人文学院聘为终身教授，教诗歌写作。我第一个梦想，就是把加里·斯奈德请到我的大学朗诵诗歌。我花了15年才找到他。我不喜追星，所以就先请我熟悉的诗人：琳·赫锦年、北岛、余华、阿库乌乌，尤瑟夫·库孟雅卡、泰辛巴·杰斯、帕特里夏·史密斯、山下凯伦、韩志美子、罗伯特·赫尔希、刘易斯·沃什、雷莉·朗士兵、谢尔曼·阿列克谢、保罗·胡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须去找加里，他已经80多岁，听说他身体越来越虚弱，很少参加活动。当我受邀参加学院的艺术与科学评委员会时，我提名加里，他是美国最著名的诗人，又是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他翻译的《寒山》，通过诗歌和禅宗为东亚和美国搭起桥梁，如同庞德通过翻译《华夏集》而改变了欧美诗歌。他启发杰克·凯鲁亚克写下著名的《达摩流浪汉》，成为“垮掉一代的梭罗。”他四十几年一直住在不通水电的山上，以自己的行动，创立了深层生态学。他是第一个把美国的本土文化从地下转为主流。
我的提议得到了委员会的一致通过。得到资金后，我马上向我的诗歌教父詹姆斯·蓝费斯提寻求帮助。
詹姆斯立即通过电邮帮我联系上了加里，把他电话号码也给了我。
加里回复邮件慢得令人痛苦。他住在山上，没有信号，要上网必须下山，开半个小时的车去小镇的图书馆，一周一次。但我终于等到他的电邮，说由于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他不再旅行了，但他会考虑我的邀请。我耐心等待，每天祷告。一个月后，我那位教物理的同事忍不住了，不停地问我加里是否已经答应，他比我还粉丝。于是我鼓起勇气，给加里打电话。铃响了六下，他才接电话。
“你好，你好，你好，”他大声地说。
不知为何，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我的祖先在呼唤我回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他我是谁，他竟然还记得我，好像我们是老朋友。
“你不会回国吧？你知道你了上黑名单吧？”他说。
我愣住了，黑名单？哪国的黑名单？中国的？不可能！我好久没回去了，而且又没惹事。美国的？美国有黑名单？肯定有，但为什么是我？加里是不是把我搞混了？我顿了一下，说，“嘿，加里，你考虑好到圣保罗朗诵诗的事吗？我知道你喜欢河流。我带你去看密西西比河。你要是身体不好，或者行动不便，可以让家人或朋友与你同行。”
他笑了：“哦，我身体很好，行动也没问题。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儿子彦作为助手一直跟着我旅行。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可以在初秋拜访你。”
我立刻“尖叫”着跑到学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委员会，大家欢呼。这些环境研究、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学的教授，酷爱加里，知道他通过诗歌和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地球做出的贡献。现在能见到这位大英雄，他们都超级兴奋。
我向加里传递了教授们的愿望，他也很高兴，建议他可以呆上一周。我以为他只是想趁此机会放松一下，多看几个地方，因为一般的访问最多两天就结束了。没想到他真的要求每天都有活动：公共阅读、课堂参观、讲座……我不断地问他是否能承担这么多的安排，但我问得越多，他要求做的事就越多。于是我满足了每个同事的梦想：师资晚宴、三次班级访问（诗歌、环保、环境历史）、环保午餐讲座、茶道与冥想、诗歌午餐讲座、与诗歌和科学专业学生的私人会面，以及压轴大戏：加里-斯奈德诗歌朗诵会。
斯奈德家全景
整个中西部都轰动了。人们计划从俄亥俄州、芝加哥、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乘飞机或驾车前往我的学院。
我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欢迎加里和他的儿子彦。我的物理同事主动提出去机场接他们，开车送他们到学院宾馆放行李，然后带他们到我家吃饭。我左等右等，总算来了。我的同事告诉我宾馆大门紧紧锁住，他试着按铃，叫人，但没有人理睬。这真是很蹊跷的事，因为我经常用这个宾馆，安排我的来访客人住，就在校园里，也在市中心，非常方便。那儿24小时都有学生员工，关门不理客人的事几乎不可能，而且下午6:00正是客人出入的高峰时间，锁住大门，不理不睬，实在不可理喻。但饭菜开始凉了，我们就坐下吃饭，鲑鱼、咖喱鸡、饺子、各种蔬菜、米饭……我们不停的举杯，不停地吃喝、大笑。
彦突然瞪着大眼，问我为什么给加里安排了这么多事情，难道我不知道他的高寿吗？我向他道歉，告诉他加里自己要求的，我不安排，他还不干。加里笑了，说这事不能怪屏，是他想做的，他没事，一定可以做到，一定可以顶住。我向彦保证，每天保证给加里午休的时间，每个项目间，都安排休息。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信，痛斥我失职，责问我为什么事先不把加里的行程与宾馆商量。信来自校长办公室，措辞极其严厉苛刻，不近情理。我把这封信转发给委员会主任玛丽教授。为加里安排宾馆，是分工给委员会成员的。我的工作是策划加里的行程，校园活动，并确保加里的健康。每个人都对那封信的严辞感到困惑，震惊，更不明白为何此信来自校长办公室，为什么直接寄给我。更何况高峰期紧锁大门，完全是宾馆的失职，怎么全部栽到我的头上？
我什么也没说，心里感到有一场巨大的风波正在酝酿。5年前，我无心说错了一句话，触怒了我的同事，告到校长。校长虽然爱我的才，却不惜动用巨资，雇用最狠收费最高的律师团，要把我赶走，结果我的学生揭竿而起，发布了公开请愿书，掀起一场保护王屏教授的学潮。他们占领校长办公室，在网上把他的劣迹全抖了出来，包括他如何与臭名昭著的银行财团狼狈为奸，如何逼死一个35岁的新加坡华人女教授，此事沸沸扬扬，全美全世界的诗人作家都来声援，包括豆瓣，哈弗腾报纸，把校长搞得焦头烂额，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最终以和解结束，然后自己逃到国外躲了一年才悄悄回来。但我知道他不把我除去，是绝不罢休的，我知道他在暗中重组势力，在校内派学生到我的班上做间谍举报诬告，在系里雇了个最凶狠的系主任天天给我穿小鞋，在校外联合媒体，出版社，诗歌评委会，阻挡一切有关我的评论，出版，获奖。我可以感觉到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紧，我可以闻到海啸前从海底搅起的腥臭。
但现在我有加里，整整的一周，我要珍惜每分每秒。反正，海啸真要到来，躲也躲不掉。
一个星期过得很快，每一次活动都极其成功，宴会，班级访问，演讲，尤其是公开朗诵会，大厅里挤满了来自中西部各州的铁杆粉丝。举办的茶道趣意盎然，人人都惊叹我从纽约买来的各种名茶，喝得好开心，喝完茶，加里开始吟唱心经，茶会便自然而然地演变成禅宗的仪式，还念了一遍心经。所有的参与者都赞叹无比，委员会的教授们尤其高兴，宣称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活动。他们甚至连放三节课，让学生自习，陪加里去密西西比河观赏。我们站在密西西比河与明尼苏达河的汇流处，呼吸着秋天的空气，感受秋风的吹拂。物理学教授站在加里的身边，仰望树林、飞鸟、天空，我可以感到他全身放松，内心原有的纠结化为乌有。加里也察觉到物理教授内心的转变，第一次对他露出微笑。
后来，这位教授走出实验室的象牙塔，成为明尼苏达州淡水资源的保护者。
上飞机前，加里对我说:“屏，到我家来吧，到我的奇奇地斯过上一周。你需要补充能源，挡挡即将来临的海啸。”
我惊呆了。奇奇地斯，靠近加州内华达城，在郁郁葱葱的西亚拉山脉上。那是一个旧金矿，采完后被抛弃、遗忘。加里协同家人，加上一帮志同道合者，包括金斯堡等人，把这个废矿逐渐修建成一个禅宗，环保与诗歌的圣地。那里没有水电，厕所，煤气，也没有网络，一切自己动手，点煤油灯，打井水，劈柴做饭。
加里就这样身体力行40多年，为世界展示深层生态的可行性。各国都去了那儿采访，拍电影。
现在我竟然被邀请去那个圣地修行一周？
我当然接受了这个赐福。
加里一走，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邀请我去他的山头补充能源了。
学生的指责接踵而至：为什么请加里来我们学院？他盗窃了禅宗佛教、日本文化、中国文化，印第安文化；他歧视女性，支持日本拘留法案；他老得不成样子，念经时，连盘腿都盘不起来，这让他们感到极度恐怖，心理受到极度的伤害，害的他们失眠三天三夜……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样的无理取闹，这样对老人的残忍，这样的对世界级大师的污蔑，这样的胆大包天。我这辈子经历过多次风浪，早已建立起预测政治风暴的超级风标。但我怎么会对此毫无察觉？不是人人都喜欢加里吗？不是每一次活动都是爆满吗？我不是收到很多学生、同事、科学委员会d发来的感谢信？我发现那些指责抱怨者，都来自我的诗歌课学生。什么！加里把最多的时间都给了他们，与他们交谈，修改他们的诗歌，鼓励他们继续努力，打造基础。
“他们爱你，真的，”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发脾气了。我教书40几年，从未发过脾气。学生们用刀划破我的手掌，当面骂我“笨牛”、“母狗”、把军靴踩在我桌子上，躺在地板上堵住教室的门，或为得了个B+，向学校投诉……但我从不不生气，我知道他们的恐惧，彷徨，焦虑，知道他们病了。我带他们出去散步，划船，爬山，野营，瑜伽，给他们带午餐，请他们来我家吃晚饭，让他们在我的办公室晚自习。我以无限的爱去融化他们的心，让他们写出最好的诗歌和故事。
他们也真的被感化了。本来要被学校开除的他们，本来多次试图自杀的他们，不但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还写出了畅销书，获得各种文学大奖，成了教授，医生，律师，科学家！他们多年来一直和我保持联系。
但这次，我发了脾气！
“你们是疯了还是傻了！”我看着他们说。“斯奈德13岁开始打工，开矿，伐木，看山，当海员，一边写诗， 20岁获得伯克利大学全额奖金，学习中文和东方文学，他却放弃博士学位，去京都一个寺庙里当了9年的和尚。那时你们在哪里？你们吃得了那样的苦吗？下得了那样的决心吗？他把禅宗带回美国，开启垮掉的一代和众多的文化运动，吸引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包括金斯堡，杰克科鲁崴克，约翰列农，那时你们又在哪儿？他把李白，杜甫，李清照，寒山的诗歌带回美国，为腐朽僵硬的诗歌注入新的生命，那时你们在哪儿？他在塞亚拉山脉打井建房，硬是把一个废矿修得山清水绿，成为冥思，诗歌的中心，那时你们在哪儿？当美国大肆挥霍资源，把河流污染得燃烧爆炸，只有斯奈德一伙人坚持砍柴点煤油灯，拒绝通水通电，把人在地球上的脚印降到最低最浅，以40年的身体力行，创起了深度生态环保组织，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那时你们在哪儿？当土著人被禁止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写自己的文字，说自己的故事，教育自己的孩子，斯奈德在他的诗集《乌龟岛》歌颂他们的文化，告诉白人：北美州是土著人的乌龟岛，土著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只有他们的传统和智慧才能拯救我们，那时你们在哪儿？他和他的日本妻子并肩作战，为美国二战期间拘留法案的受害者讨还公道，你们又在哪儿？”
我停下缓口气，全班鸦雀无声，没人敢看我一眼。那个抱怨加里的老腿让他失眠的学生，在椅子上不停地抖腿。我看着他说：
“你们每天坐在移民清洁工为你们打扫干净的教室，吃着移民厨师给你们做的饭菜，上着移民教授为你们精心准备的课，翘着二郎腿，点着兰花指，要废除这个，废除那个，攻击这个，指责那个。你们觉得这样做非常勇敢，以为自己觉醒了，很政治正确，但加里做过的事，你们能做其中的1%吗？你们中有谁可以打工自立，甚至养家糊口？”
没人说话。他们习惯了我温柔的声音、我的微笑，我的茶、食物、书籍和各种礼物。他们从未听过我咆哮。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现在你坐在这儿骂他，”我继续说。“你抱怨他那受伤的老腿给你造成了精神创伤。你们中有多少人会盘腿？你们才多大？18-22？加里多大？90！你们还有点人性，还有点自尊吗？如果我们在山中迷路，猜猜谁可以活着走出来？我跟你赌一百万美元，那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加里，那个不会盘腿的老家伙！”
有人笑着说：“你说得对，屏，我们是被宠坏的一代，从小娇生惯养，我们从未打过工，从未赚到过一分钱。我们连火都不会生，饭也不会做，更何况打猎钓鱼采野菜。你说的对，我们不是饿死，就是当豺狼的晚餐，只有加里会活着下山。”
我笑了，全班都笑了。我知道说话的学生，一半自嘲，一半真心，就像他的血液，一半中国，一半德国。他告诉我他从未工作过。他告诉我他是于右任的曾孙，而他的父亲拒学中国话，还娶了个德国媳妇，让他的奶奶，于右任最疼爱的幺女，伤透了心。他想通过诗歌和陶瓷，寻找他的根。他请求我帮助他实现梦想。
斯奈德黄松下的家
我想起加里的话:“他们爱你，需要你，屏，真的。”
“好吧，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请拿出你们的诗歌，看看加里多么喜欢你们的作品！”
我一边点评，一边很想告诉他们：加里根本就不需要访问我们的课堂，根本不需要单独与你们见面，点评你们的诗歌。以他的身份，他只要参加一场朗诵会和学校的晚宴就够了。他对我们却如此慷慨，而你们却如此。。。
但我已说得够多了。
我的心中却有个疑问：在美国教了30多年的书，从幼儿园教到博士班，我的学生都是可亲可爱，互相尊重，积极向上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咄咄逼人，如此嚣张傲慢的举动，他们完全不像我调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好像吃错了药，好像得了疯牛病。为什么？为什么？
我调出他们的资料，看他们修了谁的课，谁是他们的指导教授，我一看，心就沉了。我想起来自校长办公室的谴责信，系主任的刁难，同事和秘书的脸色。班里学生闹事，与这些怪事有关联吗？这是加里感应到的风暴吗？也是他为什么邀请我去他家补充能源的原因？他怎么知道？我从未和他说过任何我在学校的坎坷。
多事的秋天总算过去了，春季开始了，我满怀兴奋，准备开讲我最得意的课：“生命的迁徙与诗歌的生命。”为此课，我把一生的经验和知识都用上了：诗歌理论，地理，地质，生物，语言学，哲学，量子学，脑神经，诗经，圣经，所有的文明与诗歌的纠缠。我安排带学生去印第安酋长家访问，举行各种活动。要求修这门课的学生打破了头。谁知开课第一天就出事了，一个冒充土著人的白人学生指控我偷窃土著文化，喝令我撤换教材，同时直接向各个系主任和校长办公室指控，接着校长也煞有介事地开始调查，先是偷偷摸摸，然后半公开，然后干脆禁令我不准踏入校园，却必须继续教课，不得耽误学生的课程。莫须有的指责和惩罚一拨接一拨，压的喘不过气来，正如加里预见的海啸，更似艾略特所哀叹的：四月才是最残酷的月份。幸好我对这种政治风暴早已司空见惯，更何况我有加里的护身符。只要熬过这个学期，我就可以到他的山头补充能源。
学期一结束，我就飞往非洲，开始我策划了两年的艺术装置活动。我带着四人团队，从维多利亚大瀑布开始，沿着河流，穿越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一路教授诗歌，装置艺术，传播和平与欢乐的种子。许多非洲的孩子第一次听到吉他，第一次学会把梦写成诗歌，第一次画画，第一次把自己的诗画缝制成经幡。我们把来自全世界的诗与画挂在河边，点缀村里的树林，全村人兴奋地杀鸡做玉米饼子，载歌载舞，庆祝了几天几夜。
随后我们上乞力马扎罗山，走了五天，把五大洲孩子们做的经幡送到了顶峰。我们在稀薄的空气里喘着粗气，展开上千面来自七大河流的祝愿。本来冰雪交加的山顶，突然阳光明媚，显现非洲的壮丽，所有在场的人都流下了泪水。我的两位非洲向导惊呆了，不断的喃喃自语：奇迹，奇迹！从没见过的奇迹！我告诉他们，同样的奇迹也发生在珠穆朗玛的大本营。我的双眼肿得睁不开，头痛的要爆炸，但心中的阴影，早已消失。这神奇的一刻，这美丽的瞬间，再多的艰难，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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