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后,我们来到维多利亚湖的尼罗河源头,在湖心的一个无人岛上,插满几千面经幡,完成了我们在非洲的最后一次装置艺术。
然后我告别团队,独自飞到加里的山头,加州的内瓦达城。
加里拄着拐杖,亲自到机场接我。
“怎么了?”我大吃一惊。
“我在伯克利演讲,站起来后被桌布绊倒,小腿撞到椅子。”
“做X射线检查了吗?”我跪下来查看他的腿。
“没有,肿胀已经消了很多。”
“多久了?”
“一个月”。
我找到他的伤处,轻轻地按了一下。他没喊疼,况且他一直在走路,说明他的胫骨没有断裂,但一个多月,肿胀还没消失,那淤血一定很严重了,加上他的年纪。我告诉加里去做个X光检查,以防万一。他的儿子彦不停地点头。加里不说话,看得出,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相信自己的身体,相信自然的恢复,就像野生的动物不需要医生,更不需医院。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就医的频率越高,吃的药越多,死得也越快、越早。因为每种药都有副作用,医院是各种病毒的大温床。我在中医学院实习的三年时间里,治疗过很多病人,他们都在吃十几种以上的西药,都恳求帮他们戒掉那些慢性致死药。
但一个多月的淤血,必须尽快除去,否则他永远也丢不掉拐杖。他的恢复力再强,毕竟是90岁的老人了,需要一点外来的动力。我单腿跪地,开始给他按摩,先是轻柔,慢慢地加力。我把中医学院对我的严格训练全用上了:揉、拍、抹、拉,肌肉、筋、骨,都有不同的手法。为了训练手的灵敏,我们用筷子捡赤豆、绿豆、芝麻。我学的一身本事,终于用在我最尊敬的大师上了。
加里闭着眼,一声不吭。他肯定是痛的,但他知道我在帮他恢复。
当他腿上的皮肤由紫变红变粉,我停下来,伸手拉他站起来。他笑着挥了挥手,自己站起来。
“啊呀,轻松多了,也不疼了。你的手太神奇啦!“ 他试着迈了一步。“嘿,我可以自己走了,把这玩意儿扔了吧。”他举起拐杖,做扔的样子。
彦赶紧接住,大叫:别别别,加里!
原来他的儿子不叫他爹!我看着加里一脸的坏笑,知道他在开玩笑。我笑的直不起腰,彦也笑了,我们三人在机场,笑成了一团。
我是这么和加里在山上度过一周的:欢笑、聊天、做饭、吃饭、读书、写作,然后在他的山前山后漫步。他家的山头,西黄松环绕,清香无比。加州干旱,常有大火,而北美的西黄松则是最好的防火林。树皮里含有丰富的松脂和其他成分,小山火来了,树不易燃烧,火就自然断了。树荫下,到处是不起眼的小白花,细看,却有种说不出的清美。我每天摘一朵,插在头上。加里的家里,是满满的书籍画册,各种文字、资料。地板和墙上,铺着挂着印第安织毯,件件精美至极,价值连城。
“哦,那些都是我的土著朋友送的,每一件都有个故事,”加里随意告诉我。
我很想告诉他好好保护这些织毯,要拿出去晒晒太阳,因为有些已经有蛀虫洞了。但我啥都没说。现在阴天。明天出太阳的话,我自己把织毯拿出去晒一下。他的家,每一条木缘,每一件家具,每一本书,极至每一粒灰尘,都充满历史的痕迹,每道痕迹,都显示这位横跨两个世纪、两个大洲、多种文化之巨人的光环。
从京都回来后,他问他的日本太太玛莎:你是想住城里,在公寓里做个教授太太,还是在这个山头,自己造屋打井,过干净的日子?玛莎毫不犹豫地回答:过干净的日子。于是他领了一帮人,把一个废弃的金矿造成美国的文化圣地,围绕这颗巨星的,有几代文化运动和团体:垮掉的一代,黑山派,禅宗,藏教,东方山水美学,深度生态,环保实践派,土著文化复兴派……
在他的客房里,我趴在榻榻米上读书写诗。累了,就跑到蓝天下,依着西黄松打盹,冥想。我经常掐自己的大腿,是不是做梦?我凭什么得到这样的眷顾!
最后的那晚,我在榻榻米上不断地梦见虎的嚎叫,又好像叫春的野猫,不停地冲撞纱门,要破门而入。我拉开门,向漆黑的山峦注视,看不见老虎,也没有猫。就这样来回折腾好几次,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天已亮了,一只猫坐在我的胸前,盯着我,小虎仔那么大,带着灰黑色的虎纹。我伸手去抱它,却抓了个空。虎猫一跳,几乎触到天花板,落地时轻巧无比,然后向厨房跑去。我一边追赶,一边喊加里。加里披着睡衣冲出来,我们用牛奶把她引诱出门,加里一把关上门,大叫:快关上所有的门窗。但没过五分钟,那只猫又神秘地闯了进来,就像她整夜冲入我梦中那样。我们查了半天,所有的门窗都紧紧地关闭,她是咋进来的?虎猫围着我们的腿转圈,大声地打呼噜,可怜可爱,却不让我们碰。

斯奈德与弓箭
最后,加里叹了口气,告诉我猫粮在哪里。“她饿了。可爱的猫,太像凯萝,太像啦!”他的眼里充满了悲伤,“凯萝的猫刚走不到三个星期,我们结婚时收养的,我好想念她们。”
他的眼睛有点湿润。我不知道他是想念那只猫还是他已故的第三任妻子凯萝。我走进他的食物储存室,架子上整整一排的猫食。我挑了一罐,打开放在地上,虎猫一扫而光,抬起头,喵喵地还要。
“你就收养了她吧,这可能真的是凯萝的精魂。” 我把昨晚的梦说了一遍。
加里低着头,似乎在流泪。过了半晌,他摇摇头,缓缓的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坚强、最美丽的女人。她的祖先,培育了适合加州气温的日本稻米,现在我们吃的日本米,都是她祖父的功劳。珍珠港事件后,她的全家都被关进集中营,几千顷的稻田,全部没收。她接替她的父亲与政府打官司,父亲死后,我帮着她打,直到她被检查出皮癌,后来扩散为骨癌。她走前,就是放不下她的猫。”
我想说,那就养下这只虎猫吧,她就是凯萝。我想问他,为什么我的学校如此污蔑他?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造谣不打草稿,不脸红?但我只说:
“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了,我来给你们全家做顿晚餐吧。”
加里的大儿子凯正从俄勒冈州开车回家,准备住一晚,第二天送我们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参加文学与环保研究学会(ASLE)的年会。这个组织是加里发起的,现在以发展成庞大的国际环保组织。我和加里准备一起表演“7分钟内创造美好世界”的节目,然后协会将为加里举办一天的活动,庆祝这位国际生态组织的创立者。
加里已经不用拐杖走路了。彦开始不太愿意,但我告诉他没事,现在不用拐杖,反而能加快他的恢复。我们的身体,有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的功能。加里听得得意洋洋,不断点头微笑。
他带我去了当地的有机食物店。它很小,却五脏俱全,我找到所有的原料配料:牛里脊肉,小白菜,香菇,金针菇,豆腐,小葱,蒜头,生姜,酱油。价格奇贵!这里是加州,又是深山里的小镇,这样的价格是理所当然的吧。
我转到店的另一行货架,看到加里在和一个短发的亚洲女人说话。
“屏,这是玛莎,”加里说,好像我们早就应该相识似的。
我确实知道玛莎,她是加里的第二任太太,加里《沐浴》诗里的主角。这首诗把一个寻常的家庭沐浴写绝了。在一个简单的澡塘里,日常的洗涤变成神圣的仪式,隐秘变得开放,羞耻复原为母爱,母子、父子,兄弟间曲扭的道德观都被洗的干干净净,赤子般的展现读者眼前。人的本性重返自然的大爱,人的身体重新启动生物几百万年积累下来的智慧与本能,人作为动物,重新与自然组合纠缠依赖亲密。每次读此诗,我惊叹不已。我走到哪,就把这首诗教到哪儿:新大学、巴鲁克大学、约克大学、普拉特大学、那罗帕大学夏季硕士写作班,洛夫特写作中心、斯蒂尔沃特监狱、沙克皮女子监狱,以及中西部的文理学院,直到学生学校指责我传播色情、虐待儿童和性别歧视,我只好把加里从我的教科书上删除,同时删除的还包括埃兹拉·庞德、谢尔曼·阿列克谢,金斯堡,莎士比亚……
在美国教书已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到处埋着地雷,四处飞着子弹。
我敬畏地看着玛莎河·加里。他们在日本结合,生下凯和彦,一起来到深山,一起开发废矿,一起在山上建立文化艺术中心。虽然不在一起,但爱情、敬意和诗歌仍然环绕着他们。玛莎就住在附近,离他们的儿子彦不远,在社区里非常活跃。这些都是加里带我穿过黄松林去禅宗室时,一一告诉过我的。
玛莎一把握住我的手,拉到胸前。“我们一定要拍张合影,”她说。
我好像滑进了他们的“沐浴”澡塘,我感到她的温暖,她的能量。她拉住店里的一个女孩,把手机塞到她手里。女孩子微笑着,举起手机。
“等等,”她突然叫到,“加里,你的头发,乱的不成样子。”
加里站着不动,让她捋、拉、抹、梳理他的头发。看得出来,这个动作她已做过无数次了,他们仍然共享“沐浴”的能量场。
我突然想起那个手势,把我拉到胸口的手,加里的手,金斯堡的手,玛莎的手,都是一样的姿势:抓住,捧起,放在心上。这就是爱的手势,赐福的手势?
那晚我做了糖醋里脊肉,香菇白菜,家常豆腐。大家吃得好香,尤其是加里。
第二天我一早起床,到山林转了一圈,和芬芳的黄松一一告别,顺手采了一朵白花,戴在头上,回去打好行李,做了新鲜咖啡。正喝着,加里也起床了,走出卧室,递给我一张纸。
“屏,这是给你的。但愿可以帮你一把。你回去会面临极其艰难的战斗,但你的纯真可以让你坚强,让你站住。屏,你要记住:知道什么时候撤退,才是最好的将军。中国人说的:只要山峦在,就会有森林,永远如此。”
我扫了一眼,那是他为我写的请愿书:王屏教授是来自中国的大诗人,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好教授,是身体力行的环保者。她是你们的骄傲,珍宝,你们应该好好珍惜,不可以如此孽待…下方有他的签名。
我的手开始颤抖。过去一个星期,我已经忘记学校给我的种种羞辱,忘记了一个多月偷偷出入校园,早出晚归,早上两节课,中午吃点自带的冷饭,在冰凉的地上躺个几分钟,等待下午上课。中间不出教楼,怕被校长看见,指责我违法她不准踏入校园的命令。现在我不仅想起所有的屈辱,还要面对即将到来的决战:我回去后,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是和学校讲理讲到底呢,还是退出。我手头上有两份大学工会给我的信,支持我坚持下去,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因为学校对我的迫害毫无人性。但这会花去我几年的时间,耗财耗力,值吗?我想做的事情太多,我剩下的时间太少。即使我打赢了,这个蛇窝一样的地方还待得下去吗?
如果我后退一步,我也许可以跨越太平洋,回我的老家,开始新的天地。
这几年,我的梦充满东海岛链上香椿芽的气味,还有洄游的鳗鱼,把我夹裹在群里,冲向长江出海口,日日夜夜,不吃不喝。
我好久没回去了。36年前我离家时,我发过誓,要回去的,带着我学到的本事。
但我有什么本事?博士拿到了,名牌的,比较文学,论文马上被美国最大的出版社蓝盾公司买下,还得了最佳人文图书奖。我却只想写诗,写故事,英文,中文。但做个诗人是多么的卑微,多么的无用。
加里笑嘻嘻地看着我,指着我发上的小白花,说:“Kitkitdizze, 野蔷薇,原产地中国,被培育成千娇百媚的玫瑰,征服了全世界的心,但谁还记得她卑微的出身,她的生存本事?她的药性和用途?只有来到这个大山里,她才受到印第安人和我们诗人的敬仰。我和玛莎把我们的家取名为野蔷薇,因为土地越是贫瘠,她的花开得越是洁白。”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们的任务,是把玫瑰归还野蔷薇,把诗歌归还土地。”
我点点头,把加里的信叠好,揣在怀里,这是我的护身符,我的野蔷薇。
我决定退居深山,去播种,栽树,一个字一个字地播,一行诗一行诗地栽,直到绿树成荫。
很快新冠肺炎开始肆虐。学校纷纷关闭,学生四散,世界一下子成了隔离所。我每天开荒种地,翻译格利克的野鸢尾诗集,翻译自己的诗歌,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地,开始了回家的路程。别人呼天喊地,受不了孤独的煎熬,我却觉得,这正是我想过的日子。我买了三张回家的机票,因为验错了核酸的型号,测验太早,太晚,都被挡回来了。但我一点也不着急。我耐心地等待,时候到了,我一定可以回家的。
傅聪死了,被新冠活活憋死的。我想为他写一篇文章,但写傅聪,得先写傅雷,因为我是靠着他译的克里斯朵夫活下来的。我查了下有关他的文章,看到了“赤子之心”这个词,用来描述这位著名的翻译家。它的词义,让我震撼。赤子之心——婴儿的心:一个正直、纯洁、有信仰的人,不会被政治、谣言、世尘所污染或毁灭的人。
这就是加里·斯奈德,他的快乐,像盛开的莲花,从淤泥中升起。他是那个赤子,红孩红心,带着永远的天真和无条件的大爱,来到世上,来到我的生命里。
难怪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笑得像个孩子,也把我逗得大笑。难怪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的诗像山河一样流动。难怪世上这么多人爱他,因为我们都感应到他对生命的热烈,如山火。
加州的山火特别可怕。加里却不担心,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最宝贵的书和资料,都被收藏在戴维斯大学的图书馆里。万一大火来临,他可以到后院的水塘里避一下。“我已经90了,也该走了,给下一代腾点地方。这个世界太拥挤了。就像红松,可以活上数千年,不腐烂,不蛀虫,不倒下,也不生育。唯一让它繁衍的方式,就是山火。在大火中,松果爆开,种子跳出,在母亲的灰烬里发芽,生长。屏啊,你知道最先和树苗作伴的谁”?
他伸手摸了摸我头上的花,“是这些不起眼的野蔷薇,它们是大山的诗人,守护松林的飞天。”
我摸了摸头上的小花,上面还带着加里的体温,还有他的赐福。我笑了,加里也笑了,慢慢的,我们的笑装满了客厅,草坪,瑟阿拉山脉。他的儿子凯从后院的小屋跑进来,脸上带着惊恐,但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开怀大笑。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加里邀请我去奇奇地斯:他要我打开新的大门,攀登新的山头,开出新的花朵,在他的黄松林里吹出新的口哨。
5000年前,中国把野蔷薇培育成艳丽的玫瑰,变成爱的象征。5000年后,加里让寒山的钟声响遍美国,把中国的青山绿水,移栽到北美,点缀这美丽的乌龟岛。
这真是个万物纠缠的世界,而解开万物之谜的手,也许只有诗歌了。
我们都是野薇蔷,在阳光下、阴影里,繁衍美好。
我们都是诗人,顺着高山流水,播撒爱的种子。
[1].源于王屏先生英文,由汗青初译,王屏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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