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近百年来的中国白话新诗可能有不下几百个流派诞生了，但真正能创立一派学说，并在文本上能体现自治性创新的少之又少。朦胧诗群算是第一个带有突破倾向的流派或思潮，但更多还是体现在一代人“共言世界观”的集体化创作精神上，除了泛政治化象征在写作技巧上也未见明显突破；所谓“另类”、“朦胧”只是在“歌德体”这个“老模特”映照之下彰显出的效果，放在正常语境下反而难见出彩，大部分还是建立在青春期的“朦胧写作”阶段。所谓“朦胧”也就是青春期的用感觉思辨，和今天的七、八零后写思辨式诗歌相类似，这种因诗歌呈现本体“浑浊”话说不清楚而“朦胧”还够不上技术性元诗。至于朦胧诗之前其他流派就更不行了，大部分连创造一个意象的能力也没有。近三十年来，诗坛受西方诗坛“后现代”影响，流派运动更是异彩纷呈，但因为过早离开高度概括的思辨性语言沉陷于一劳永逸的生活化叙述之中，虽然诗歌呈现本体上的肌质逐渐显露韵味逐渐蕴藉，但思想创新却不见了。因为“生活气息”这东西大多时候只与情感、观念有关，于思想而言还是不能触及本体或仅限定于微观层面，西方诗歌可在叙述中暗暗渗入意味在事中说理，我们暂时又不具备这个能力，只能在婆婆妈妈中走向消亡了。
朦胧诗之后诞生了他们、莽汉、非非等几个流派，在此先不探讨他们所谓的理论主张，还是用其具体文本说话更可靠，这几派中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算是影响最大的“元诗”了：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据说，韩东凭借这首诗奠定了口语一脉“开山祖师”的地位，直接启发了后来的伊沙、沈浩波、皮旦、赵丽华他们，从此口语诗开始四处“论剑”笑傲“江湖”；后者更是人前显贵鳌里夺尊，又相继创立了下半身、垃圾派、梨花体，这首诗可谓元诗中的元诗。那么，这首诗究竟为诗坛带来了什么呢？我看只带来四个字“观念写作”，而且这种观念并不是骨子里的观念，只是常挂在口边的、随口而出的俚语、俏皮话级别的观念。因为所有登上大雁塔的人，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真当了一回英雄，但这并不妨碍登上去的人乐呵呵地说，“嘿嘿，咱又当了一回英雄”，那么你以“俏皮话”去解构“俏皮话”的观念，最终结果不还是停留在不疼不痒的“俏皮话”级别吗？或者说，你干掉了一个外号叫“霸王”的小混混，就算你真的打败英雄项羽了吗？充其量还是写了一篇“反英雄”的命题作文，所反的并非英雄本身，而是这个叫“英雄”的标题。大概就是因为这种牺牲掉语言和诗力场的观念写作实施起来比较容易又能出风头吧，才像一场流行感冒一样一夜间遍地开花。最能得心应手的莫过于伊沙，他成了与记者抢新闻的观念写作高手，其他人千里迢迢去看黄河，他为了体现自己反观念则蹲在厕所里撒尿；海子赞扬麦子，他则把麦子比作猪鬃毛；当电视上开始讨论要不要代替消防队员救火时，他则福至心灵率先把自己母亲编进一个分行小故事里去，劝儿子不要去救火；报纸上刚报道妓女对警察的性贿赂，他又把三个小雏妓弄到了南下列车上，为了抬高这三名“小雏妓”的身份吸引读者眼球，他又把全车人的睡眠比作张着大嘴呐喊呼号的雕塑涮了一把。至于沈浩波、皮旦们本事就更大了，在大众的观念里不认为佛塔是圣物象征吗，他竟然比作他手淫的阳具，大众不认为黄河鲤鱼是上等菜吗，皮旦则认为黄河鲤鱼还赶不上金黄的大便…… 经过区区二三十年不到的实践论证，便证明了这种离开语言创新、思想创新的“观念写作”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要想真正解构一个民族骨子里的传统“观念”，必须靠硬碰硬的理性之刀去刮骨疗毒，才能与之处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之中，仅流于即时性的口头调侃式解构，便和报纸上的花边新闻一样，最终沦为时代浪潮上漂浮的泡沫。这些人自身的写作水平20年没取得实质进步也是最好的明证，因为他们不能有效建立自身的语言识别系统，更谈不上在那个系统里递进式发展了。
至于口语与书面语之争我宁肯把其视作诗歌外话语权之争，因为诗歌语言本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之物，不同的题材自身就携带着最适合的表达方式，人为弄成一刀切反而是削足适履了。因此，此类元诗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对诗坛并未有什么实质性促动，或者说负面促动大于正面，加速了中国现代诗的粗鄙化、口水化，因为任何一个初学写作者不都是先从浅白口语开始的吗？让他们不锤炼基本功直接进入写作，反而害了他们。或许他们争来争去的无非还是为了手握发表权的官刊编辑们，最起码让他们意识到口语诗也是有权利占据诗歌版面的。
非非派代表人物是周伦佑，他提出的“驱除形容词”应该说是对诗坛的一大贡献，尽管有矫枉过正倾向，但为加速“歌德体”尽快退出历史舞台还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只不过他提出的所谓建立在零度写作下的“非非”，跟德里达的“达达”、罗兰巴特的“可读、可写式文本之分”一样，可操作性不强。梅洛-庞蒂认为，“人在思考之前就已经与事物接触过了”，那么，怎么表现还是取决于“接触”的实质。对于诗歌而言，它永远都是人类一种精神世界里的主观产物，我们在写作之前思考的洪流就已经在滚滚流淌，诗句早已经在发轫中了，至于灵感的火花何时闪动并不是我们能随时控制的，写作技法上的主观与客观还是取决于题材自身规定性，若把所有题材都弄成冷冰冰的客观化、无我，也是违背诗歌产生的自然规律的。从这点来说，艾略特永远也不能否定掉波德莱尔、惠特曼，陶渊明也永远不能否定掉屈原，王维也不可能否定陈子昂的存在，因为所有优秀的言志诗基本都是“有我”的，只有抒情色彩不那么强烈的智性诗更强调“无我”。因此，这类元诗案例就不必再引用了，因为比之非非派更先锋的实践者余怒已经用他的写作证明了，这种绝对自由的“无人地带”也是一条“危险之路”，弄不好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一旦它不能成为传统的，就必然证明是无效的，只能在娱乐化、游戏化的文字游戏中迷失。
狭义“元诗歌”的创新还是建立在塑造意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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