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美国汉学家江克平
王家新
江克平：你去过很多国家，通过你的诗歌和文章我了解到，每当你身在欧洲或者美国，访问一些已故诗人的故居总是必不可少的。能否请你解释一下，是什么驱使你朝向这种诗歌的朝圣？譬如，前几年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你就造访了艾米莉·狄金森的故居，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家新：我希望有时候能够出国，借用保罗·策兰的一个说法，是为了“换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换气”，为了我们的写作，也为了“呼吸”。在国外时，我访问过一些我所热爱的诗人、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故居，但这和一般的游览、甚至和人们所说的“朝圣”都不大一样。这里面有一种深刻的自我辨认、自我对话的性质。如艾米莉·狄金森，为什么我要去访问她在阿默斯特的故居？因为她的写作，扎根于她个人的存在，高度简炼、独特而又有深度。在她的诗中，是我们自己心灵的“密码”,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命运。因此我一定要去看她的故居。我甚至认为她在等着我去。我一去就看到了花园里那棵古老的橡树，它在诗人死后多年仍在生长，我想，它也在等着我。在纽约，我还去寻访过奥顿在《1939年9月1日》中写到的“第五十二街一家下等酒吧”。1939年9月1日是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日子。就是在那里，奥顿写下了这首名诗。当然，是否找到了这家酒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寻访本身会激发我自己对“诗与时代”这些问题的感受和思考。我想我们到了今天，可能仍在写他们没有完成的那首诗。
随着阅历的增多，我愈来愈感到天下的诗人其实都出自同一个心灵。如果叶芝生在中国晚唐，他很可能就是李商隐；如果我自己生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新英格地区，而且恰好是一位孤独的女性，那么我就很可能是另一位艾米莉·狄金森。的确，我不成为“艾米莉·狄金森”，谁会去成为她呢？“艾米莉·狄金森”，这就是我要成为的人！我以这些伟大诗人为例，并没有抬高自己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一生，虽然会分属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但又都是进入这“同一个心灵”的过程。这就如同我这些年对策兰的翻译，我最初是从英译中翻译策兰，后来更多地参照了德文，现在我明白了——也许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既不是从英文也不是从德文，而是从我自身中来翻译策兰。如果在我们自身中没有这样一个策兰，那就最好趁早放弃这种翻译。顺带说一下，策兰恰好也翻译过艾米莉·狄金森的诗。那么多英语诗人，为什么选中了她呢？这就是心灵的奥秘。这些忠实于自己心灵认知的诗人，就这样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精神家族”。
江克平：我很好奇，你说你对策兰的翻译既不是从英语也不是从德语，而是从你自身来翻译，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我猜想这种非常个人的翻译并不简单发生于任何一位外国诗人身上，一定是策兰或其他你所翻译的诗人以这种方式在对你说话，是这样吗？另外，当中国读者阅读你所翻译的策兰时，他们还是在阅读策兰吗？
王家新：我那样讲，只是一个说法。翻译，不同于创作，当然要依据于原文，不可能脱离原文。但这种翻译同样有赖于我们对自身的发掘和认知。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有一位长期遭受磨难的诗人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使我深感悲痛。为悼念这位亡友，我特意翻译了策兰的一首诗《安息日》。我们知道，策兰是犹太民族苦难的见证者和哀悼者，他的这首诗，就是哀悼、纪念那些大屠杀的受难者的。以下是我对策兰这首诗的翻译：
在一条线上，在
那唯一的
线上，在那上面
你纺着——被它
绕着纺进
自由，绕着
纺进束缚。
巨硕的
纺锤站立
进入荒地，树林：来自于
地下，一道光
编入空气的
垫席，而你摆出餐具，为那些
空椅子，和它们
安息日的光辉——
在屈身之中。
对策兰的翻译，我其实一直是很严谨的，我要求自己尽量做到忠实。但对这首诗尤其是它的结尾,我翻译得很大胆。这首诗的结尾一句德文原诗为“zu Ehren”，美国费尔斯蒂纳的英译为“In honor”，在汉语中本来应译为“在尊敬之中”或“在荣耀之中”。我琢磨再三,最后，几乎是在突然间，把它译成了“在屈身之中”。这样来“改写”，连我自己当时也很惊异，但又感到再好不过。我甚至这样想：策兰会同意这样来译吗？他会的。因为这是另一种忠实。这样来译，不仅是为了一种语言的质地和张力, 为了汉语的表达效果，也为了更深刻地表达原诗中的和我自己的那种哀悼之情。的确，我们只有“在屈身之中”，才对得起那些受难者的在天之灵。并且，我们只有“屈身”，才能进入到策兰所说的“我们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中。
说来也是，这首诗好像一直在等待着我似的。我已译过策兰两、三百首诗（策兰一生写有七百首诗），但以前我并未留意到这首诗，在我想到要为亡友的“头七”（按照中国的习惯，死难者的第七天被称为“头七”，要举行悼念）做点什么时，它出现了。它就这样出现了。博尔赫斯在谈论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尔德对《鲁拜集》的翻译时曾这样感叹：“一切合作都带有神秘性。英国人和波斯人的合作更加如此，因为两人截然不同，如生在同一个时代也许会视同陌路，但是死亡、变迁和时间促使一个了解另一个，使两人合成一个诗人”。
诗的翻译，我想，在根本上，正是为了“使两人合成一个诗人”。而翻译之所以有可能达到这种“契合”，是因为这样一个策兰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翻译的过程 ，就是这样一种发掘和显露的过程。这里借用诗人布罗茨基的一个比喻：照片的底片冲洗出来了，你发现“他”就具有你自己的眼睛！
至于中文读者读到的策兰，肯定不是“德语中的策兰”，而是“汉语中的策兰”。在我看来，一个称职的策兰译者不是什么“翻译机器”，他的译文必得带着他的创造力，带着他自己的精神气息和独特印记，带着原著与译文之间的那种“必要的张力”。我永远不会满足于一般的语言转换，而是要求自己从自身艰辛的语言劳作中“分娩”出一首诗，或者说，要求自己不仅忠实于原作，还要无愧于原作，甚至还要用汉语来“照亮”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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