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伦
拟下这个题目，自己先吓了一跳：这么说，终于要写到酒以及与酒有关的人与事了，也就是必须承认在胃背叛自己以后，酒只能成为我的一个念想，今后朋友们聚会，我只能望酒兴叹了。至于我的诗人身份，我无须多加说明，反正写诗写了二十多年了，大大小小的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反正既然准备告别酒坛，是不是诗人其实也无所谓了！
此前，不止一人这样对我说：“你那么爱酒，为什么没有写出关于酒的诗歌，或者文章？”我回答说：“有些东西你太熟悉了，甚至你已融入其中，怎么写？有时没有了陌生感的事物，你反而写不出来。或许，”我给自己和他人留下了一个悬念：“等哪天我已不能喝酒时，可能我会写写它。”
事实是，我的确写了不少也发表了不少诗，有提到酒的，但没有专门写酒的。最接近的一首诗是《酿酒的农妇》，那是写我母亲的。这首诗获得过《诗刊》的一次全国诗赛二等奖，当年我还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颁奖典礼。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罗杰.加洛蒂在他的文章《毕加索》中嘲笑一位“博学的人”，此人认定拉马丁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和诗人是由于他断奶过早，真是无稽之谈！但我却私下里认为我自己能写出一些分行文字，特别此生有那么些十分相得的朋友，还是得益于酒。尽管我对李太白的诗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钦佩得不行，但打死我也不承认，自己与李白“斗酒诗百篇”有什么瓜葛！
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一句话：“诗人没有传记，写作才是他们的传记。”我可不可以在大师的语录后再加上“饮酒也是他们的传记”？所以，我打算写这样一篇文章，是颇具胆气也充满豪情的，因为我觉得在为我熟悉并尊敬的老师和朋友立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中国诗坛，我这篇文章大部分主人公，都可找到自己定位。拂衣整冠，自成气象。
一、老师们的酒事
2013年第8期的《文学界》给我做了个专辑，我在其中的访谈文章中提到，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有很多引路人，而最让我此生无法忘怀的恩师有萧金鉴、王燕生、韩作荣、刘立云、周所同等。但在饮酒方面能让我做文章的只有王燕生、韩作荣、刘立云三位。
1、“笑起来小眼睛迷人”的王燕生
说王燕生老师是中国诗坛伯乐，只怕无人反对，他有“诗坛教头”、“青春诗会班主任”的美誉。我们见面之前先通信。我参加了诗刊刊授学院的学习，他是院长，我是他记名弟子。1991年，我和同事、战友、诗人姜念光、全世杰一起报名参加学习，念光分在王老师名下，世杰分在林莽名下，我在另一位老师名下。虽说，我的习作当年就被《诗刊》留用，但，先是全世杰被邀请参加刊授学院在湖南株洲的改稿会，后姜念光又参加了刊院在泰山举办的改稿会。能得到诗刊老师当面点拨，特别是一周时间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俊男俏女青年诗人交流、游玩，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姜念光回来后，给我们介绍了王燕生老师如何智慧风趣、如何待人真诚，特别是酒喝到微醉时笑容可掬，迷离的小眼睛看人令人心动，让我心生嫉妒。第二年，我花了170元（这是重点班的价格，可以直接点名挑老师，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继续报名，并指名让王燕生老师担任辅导老师。几次作品修改和来回通信，我得到王老师的认可——看来孺子可教——我有幸被邀请参加在四川佛教风景胜地乐山召开的“乐山诗会”（“改稿会”易名为“某某诗会”，院刊《未名诗人》也改作《青年诗人》。）我也终于见到“微醉时小眼睛迷人”的王燕生老师了。整整一周时间，师生吃住一起，形影不离，很是开心。诗会的就餐没有酒，但老师的朋友多，不时有作家诗人上山来看他，带了酒来。我总是有幸被燕生老师点名陪酒，我想这里面有着特殊的情分在起作用——我是军人，当时是上尉军衔，而老师也当过铁道兵，转业前也是上尉；老师在湖南工作生活多年，而且他的夫人、李慧敏阿姨（诗刊的财务人员）是长沙人，也是JR，曾在一个军医院工作过。当然，这些都是到乐山见面后才知道的。一次，燕生老师酒喝到高兴处，站在自己椅子上为我们朗诵自己的诗作，然后从椅子上下来，深情地唱起毛阿敏的《思念》，此时的燕生老师特别可爱，能感染身边任何一个人！那次与会的青年诗人中，如今还活跃在诗坛的有浙江的荣荣、重庆的雨馨、天津的陈丽伟、湖南的白红雪等等。
那次乐山朝夕相处一周后，再次见到燕生老师已是1994年元月了。我得了前文提到过的“人民保险杯”诗歌大奖赛二等奖。能在这样一个有十几个国家三万多华文诗人参赛的赛事获二等奖我始料不及，当燕生老师用电话通知我时我不太相信，但老师告诉我获奖诗作是《酿酒的农妇》。可见老师对这个学生能获奖也很高兴、很重视。不久，收到了出席颁奖礼的书面邀请函。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这次颁奖典礼盛况空前，是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举办，有十几家中央媒体予以报道。我去领奖是瞒着单位领导去的，可当晚就有人在中央二台晚间新闻看到我领奖时形象了。所有被邀请的京外诗人都安排住在北京饭店，颁奖典礼之后，在“全聚德”举办宴会，有四十来桌，我端着酒杯找了好久才见到燕生老师，向他敬酒。他很高兴，将我杯子倒满，也将他自己杯子倒满，我们一饮而尽。由于接近春节，单位事多，我买了返程车票后，匆匆赶到老师和平里的家，看望了李阿姨。而燕生老师把我引荐给了韩作荣老师（后文述及）。
后来，我从学员队回到机关工作，担任了一定职务，多了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每次去都一定抽出点时间去拜见王燕生老师夫妇，而且会到楼下的小酒馆陪老师喝酒，如果周所同老师也在北京的话，会喊上他一道。照例，所同老师不饮酒只吃素；照例，燕生老师都喝得很高，被我搀扶着回家；照例，李阿姨会心疼地说：“起伦啊，再别让你王老师喝醉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99年三月，诗刊刊授学院在长沙毛泽东文学院举办诗会。燕生老师夫妇、林莽老师带队。其时，我已担任单位办公室主任，上班时间我抓紧处理各种琐事，一下班便直接驱车到毛院陪老师聊天、喝茶。那次参加的十来个来自全国的青年诗人中，有我祁东老乡郁金。我将老师夫妇接到外面一个酒馆喝酒，再陪同他们回到曾经生活过很长时间的163军医院参观，他们很高兴。那次诗会结束时有个会餐，没安排酒。老师让我也参加，还叫了弘征等湖南老诗人参加。我说没有酒叫什么会餐？燕生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就等你这句话！”我二话没说，从办公室搬了两箱因抗洪抢险湖南省政府慰问给我们的白酒。
我和燕生老师最后一次喝酒，是1999年下半年。那时军队院校改革、合并，我被本单位派到北京协调些具体事，说白了为了单位的利益公关。和总部机关的人喝了不少莫名其妙的酒，说了不少言不由衷的话，自己就烦。一天，我给燕生老师打电话，说去看他并声明请他喝酒，当我提上两瓶“酒鬼”（那时酒鬼在北京很火，茅台才三百多一瓶，酒鬼在星级宾馆价钱高到近六百一瓶。我们去办事，都是一箱一箱带过去。）去老师家里，老师见到我就很高兴。我问他能不能给韩作荣老师打个电话，请他也来一起喝酒？燕生老师说，只要在北京没别的什么事，肯定来。于是打了电话。那时，韩老师已做了《人民文学》副主编，从和平里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大概四十分钟的样子，韩老师过来了，一见面就笑着说：“算你起伦有良心。今天好在你先见了燕生，否则我不会来喝你的酒。”真是侠肝义胆，兄弟情深！那时燕生老师退休了。我也笑着回答他：“当然先见燕生老师，我们认识在前。再说，您都是副主编了，肯定不缺酒。”那天中午，我们在老师家门口不远的小酒馆里喝得很开心，两瓶酒一滴没剩。燕生老师又醉了！
2000年初，我到野战部队代职，结束后仍回学员旅任职，没机会到北京出差。2006、2007我被选派到国防大学中青队学习。已在解放军出版社工作的姜念光、《人民日报》工作的全世杰，来看我请我喝酒，我几次提出一道去看望王燕生老师，他们都说，不能去，每次都得喝醉，对老师身体不利，阿姨也不高兴。于是作罢。
2011年3月25日晚上，我正和李阿姨曾经工作过的163医院领导因工作协调在一起喝酒，突然接到姜念光的短信，告诉我王燕生去世了，第二天上午十时开追悼会。我怔住了，脸色一下变得难看。酒席草草收场。我有些埋怨念光没早一些通知我，不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了。我十分后悔，早知这样，北京进修时哪怕再落得李阿姨埋怨，我也应该去陪他喝个醉。5月，我到北京出差，去了老师家中，看望了李阿姨，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我还带了瓶酒去，在老师遗像前鞠了三躬，向他敬了酒。6月，诗刊社为老师举办了一个追思会，我买了当天上午去晚上回的机票，专程参加了。发言的人无不追忆起和燕生老师喝酒的趣事。弥漫的酒香多少冲淡了过于悲伤的气氛。记忆特别深刻的是《诗刊》副主编商震讲的事，一次他们喝啤酒，商震喝了很多，想如厕放松，老师一声吼：“谁也不准离席！”还是韩作荣老师出了个点子解了围，说你从哪里喝的让它再回去不就得了，逼得没办法的商震只好当众脱下裤子，把尿撒进空酒瓶里。
2、“大侠”韩作荣
前文提及，我和韩作荣老师初识于1994年1月参加“人民保险杯”的颁奖典礼。我抽空去王燕生老师家。燕生老师说：“起伦,带你去见一位你们工程兵的前辈诗人。”他领着我敲开了同单元上一层楼的一个房间。这位GCB的前辈诗人就是韩作荣老师。韩老师听燕生老师介绍我后，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你是起伦,我在自然来稿中编发过你的诗。感悟不错。我们工程兵又有新诗人了，以后多写啊！”在他家里，他回忆了自己在军委工程兵53师当宣传干事、沉迷写诗的一些趣事。他提到的诗是我1991年7月写的《走进七月》，发表在当年《人民文学》12月号。那时，我想投稿，都是用方格纸誊写好习作装上信封，然后去图书馆的报刊室，随便找一本文学刊物查到通信地址，写好就到邮局投寄。发不发就不去管了。
因与韩老师熟悉了，加之自己在《诗刊》获奖，94年底又获得《创世纪诗杂志》（台湾）创刊四十周年（100期）诗歌征文奖，自己胆子也大了，95年，我又将自己几首诗直接寄给作荣老师。很快，老师回信了，留下两首，并说这次不要一首两首发，认真写，有新作再寄他。96年3月，我再将一些习作挑选一组寄他。9月，《人民文学》推出我组诗《静夜思》。后来，韩老师还在读到我一组大型组诗《抒情或不抒情的诗》后，写了篇四千多字的评论文章《从表现到述说——读起伦的诗》，先发表在《新创作》，后被我当做了第一本诗集《沿途的风景》的序言。等作荣老师当上副主编、主编后，我再没给他寄过一次稿子。
我和韩作荣老师在一起喝酒一共三次。第一次，是1999年下半年，前文已述，我在另一篇文章《老兵还乡——悼作荣老师兼忆燕生老师》也写过。这篇文章是韩作荣老师去世当天，燕生老师的大公子王晓笛告诉我噩耗后，在回忆与老师交往的点滴时，情不自禁写下的。文章收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编的纪念文集《火狐——永远的韩作荣》。第二次，是2000年6月份，韩老师受长沙电视台之请，写长篇报告文学《城市与人》，并改编成电视剧本。那天，他来长沙，长沙广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王昌连宴请他。王局是部队转业干部，是作荣老师的老战友，和我也同事了一段较短的时间。韩老师提到了我。说来真巧，那时我在广西代职，因受JTJ委托，参与了一本书的编写工作，当天正好派回到长沙收集资料。我陪老师好好地喝了一次酒。也是这一次，我在长沙的诗友之一唐兴玲也拜见了韩老师。不是刻意拔高，唐兴玲是湖南屈指可数而没有得到相应承认的优秀诗人，她的诗不像某些女诗人那么张扬，却在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自然得到韩老师认可，很快她一组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后来，作荣老师编辑“人民文学诗丛”《情人与花朵》一书，兴玲的这组作品和我发在《人民文学》的那组《静夜思》，被一同收录进去。第三次，到了2012年，湖南常德举办全国诗歌节，我应主要组织者召集人罗鹿鸣兄之邀去了。我只在那里呆了半天和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常德市委政府领导宴请，韩老师坐在主桌，我去给他敬酒，十多年没见面，他一下就认出我，问我还在部队么，怎么不写诗了？我说，燕生老师去世后我又回归写作了。他说我写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应该坚持写下去。我感到十分温暖！
在我的心里，韩作荣老师就是文坛的“大侠”！
3、温柔兄长刘立云
这次常德诗会，我的另一位老师兼兄长刘立云也作为重要嘉宾被邀请参加。和立云老师见面前，1993年，我已在他担任诗歌编辑的《解放军文艺》发表了组诗。若干年后，我的祁东老乡、诗人冷燕虎（其时，他正被借调到《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帮助工作）告诉我，当立云老师从自然来稿读到我的组诗时，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告诉他：“你们祁东又出了个诗人。”那时在《解放军文艺》发一个组诗的稿费比我一个月工资还稍多，偶尔也能缓解我总是接待老家来长沙办事的朋友而囊中羞涩之窘镜。之后，我每年会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一组诗歌。
后来，姜念光调到北京，与立云老师成为了同事。我到北京出差，时间充裕的话，我会去看他。他自然要破费请我喝酒。每次都能叫上刘立云。念光的酒量不如我，立云也不如我。他们不是那种爱闹的人，因此我们喝得很斯文。立云老师喝不多就脸红，讲起话来特别温柔，与人推心置腹的，令我十分信赖。我在写作上，不太有长性。有时，一年写得比较多，有时一年一首也没写。1997年，是我诗歌创作比较勤奋的一年。我在年初先寄给他一组《漂在血缘里的祖国》，发表之后，其中《漂在血缘里的祖国》这首60多行的诗，被《诗刊》“中国新诗选粹”栏目选登，1999年还被王燕生老师选进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祖国颂——建国50周年朗诵诗选》。这组诗也获得了《解放军文艺》“1997——1998双年度诗歌奖”。到8月份，又寄去一组。立云老师给我回了信，告诉我不是特殊情况，按照惯例，一个诗人一年只能在《解放军文艺》露一次面。我也没太在意。但是，在当年11月份的《解放军文艺》立云编发了一组众多诗人的散诗，就用我的一首诗《灵魂里滑过一片蔚蓝》作了整组诗的标题，也把我这首诗排在了第一。1998年，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日常琐事弄得我根本静不下心来阅读和写作，当然没再向立云老师投稿。而这时，他提升为杂志主编。一次，他见到姜念光时说：“起伦怎么回事，我当了主编后就不给我写稿子了？”念光打电话转告了我，我是既感动又惭愧！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年8月的《解放军文艺》又发了我一组作品，原来是我前一年寄给他的第二组诗歌，他把《灵魂里有一片蔚蓝》单首发表了，又从抽屉中搜出来把其他诗歌予以发表。
常德诗会那天晚上，当我们参加完开幕式和演出，回到宾馆。立云老师、商震老师、还有荣荣、李南等，被长沙一个颇有经济实力的诗人邀在一楼的餐厅吃宵夜喝酒。我则和远人、冯明德、欧阳白、吴昕孺、太阿等也自由组合在另一个桌子喝啤酒。我说，我必须得过去给立云敬个酒。他们喝的白酒，喝了很多。我能感觉到他们中多人已有浓厚的醉意。立云老师见到我，立即说：“起伦，你去把单给买了！”我能够会意，以他的谦谦君子风范，不是因为受到别人怠慢轻视，决不会说出这句话的。我猜想，立云老师已经退休了，没有更多利用价值了，有些人就不待见他了。我立即说：“立云兄，你总算给了老弟一个机会。”我立马抢着把单给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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