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说不完的诗人的酒、朋友的事
其实，文章写作过程中，我就产生疑虑了。这样絮絮叨叨的文字，除了涉及到的人，别人爱看吗，会不会认为我在粉饰无聊的生活，推销低级情感？与我交往喝酒的朋友那么多，有很多趣事，我能写尽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征求过文章的部分主人公，如聂沛、远人、罗鹿鸣、李志高，他们都鼓励我说肯定有人喜欢，聂沛还举例说明，有人写了一篇自己与海明威交往的文章，无非喝酒、聊天，他读得饶有兴致。也罢，别人不喜欢也无所谓，权当记录自己与老师、朋友的情谊，留些念想和老来回忆。
1、“把酒喝成水”的远人
“十月之夜，我和远人把酒喝成了水。”这是我的长诗《一年：漫游与还乡》中的诗句。
今年，我们认识正好二十年了。二十年前的那次“人民保险杯”诗赛，一个叫胡辉的人以一首《蝉》获得了三等奖。湖南参赛者只我们两人获等级奖。两个名不见经传的诗歌爱好者获得大奖，还不是我们相识相知的理由。那时，年轻的胡辉（才24岁）之前已埋头写了整整十年。可是，十年里，居然没有认识任何文学上的朋友，没有一个诗友，“有点像脱离组织的地下党员，孤军作战。”这个事情被古道热肠的王燕生老师知道了，他写信告诉他，长沙有个叫起伦的诗人，在某某单位工作。我们在春暖花开的四月接上头。
关于我和远人，也就是当年的青年胡辉第一次见面情景，颇具曲折的喜剧情节。远人将这件事和80后优秀小说家郑小驴讲起过。小驴说，可以写篇好小说。至于能不能写成小说，我不敢说，但写一篇好文章是完全可能的。二十年过去了，我和远人不时在喝酒时，提起那一天，其情其景，历历在目。只是我们都没有形诸文字。我之所以没写，是因为我认为远人文笔比我好，这么好的素材还是由他来写比较好。
我和远人交往的历史，基本就是我们一起喝酒的历史。从认识第一天就奠定了这一点。那天中午，他克服种种困难（当时没通公交车）跑到地处偏僻的我单位。走廊上，在一群吃过饭回办公室的人中间，他直接问我，认不认识起伦？我没回答我就是，而是反问他你是胡辉？此前，通了封短信，并没约见面。凭着直觉，我认定是他。下午，我匆匆处理完手头工作，带着他到山上散步、摘野草莓、当然也聊些诗歌之类的事。我跟家里打了招呼，多准备些菜，下班时，我们坐上单位班车，回我家。我岳父母正好从老家来长沙。那晚，我们一起大概喝了十来瓶啤酒。
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次数真可以用不胜枚举来形容。譬如，他，以及后来我们的“6+ 0”成员：唐兴玲、唐朝晖、易清华、韦白等，好几次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到我家来，先去浏阳河边漫步，然后喝酒；譬如，我们一帮人又常去远人家里喝酒；但能不时去他父母家做客的诗人，可能除我之外，另无他人；一次，一个叫刘大兴的诗人来长沙，唐兴玲夫妇在家里款待他，我、远人、以及萧金鉴老师也请了去。酒很杂，白的、红的、啤的，也喝得很凶。我醉后霸占了他们夫妇的婚床。远人和刘大兴占了客房，他们只好睡在客厅。第二天，差点儿把正事忘了——陪聂茂去益阳相亲！一次，聂沛到长沙来，在我家里，我把远人叫来，三人在阳台聊天，就着一包葵瓜子下酒，不知不觉间，将我一个能装二十斤的塑料壶里满满的糯米酒喝了个精光。
目前为止，他是我诗人朋友中唯一在我陪同下去过祁东的人，而且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96年暑假。在我和聂沛、李志高的邀请下，远人和我坐上开往永州的一列慢车开启了他的第一次祁东之旅。我们在华灯初上时分到祁东车站，聂沛、志高来迎接。一干人马开到文化馆聂沛家，他高龄老母亲给我们做了丰盛的菜肴。当场，就把远人喝吐了。第二天，又转战到白地市我岳父母家，因在长沙，他见过我岳父母，一起喝过酒，一点都不拘束。自然又是喝酒，远人又喝吐了，吐了接着喝。我岳父做了一道可口的下酒菜，叫“和胶皮子煮鱼”（红薯粉皮煮鱼），远人很是开心地学到了这句祁东话菜名。后来，他总是念念不忘这道菜，直到第二次到祁东才再吃到。第三天，我们的队伍壮大到了七八人，我在风石堰当镇长的中学同学彭伟彬（我在《1981年的记忆》写到过他）开了辆北京吉普，大家挤在一起，又杀到永州的一个朋友那里。远人酒风好，不耍赖，谁敬都喝。反正，我的印象里，远人餐餐都喝得吐。真可谓屡败屡战，精神可嘉。远人第二次去祁东，是2012年，也是暑假。《长沙晚报》副刊编辑、散文家奉荣梅的儿子在我中学同学李德宝那里补数学课，她去看儿子，邀我、远人、方雪梅（因手头有事没去成，耿耿于怀）一同去。那次，我们只在祁东呆了一天，住了一晚。自然，聂沛、李志高、以及写诗较晚却进步神速的聂泓等诗友一直陪同。中午驱车到聂泓蹲点的步云桥一个村长家吃野味（村长是个猎户），下午坐船游览红旗水库，晚上在水库里面的农家吃土菜，有“叫花鸡”“米粉搞螺蛳”这些在长沙不可能吃到的美味。
去年8月至10月，远人被省作协派遣到新疆《西部》杂志代职。临行前，我邀吴昕孺、梦天岚、方雪梅、奉荣梅等长沙文友，以及正好来长沙办事的凤凰小说家田耳，设宴为他饯行。我说，兄弟，在新疆要保重身体，去过新疆的人都说，一到新疆，由于海拔高的原因，酒量会增加，也不要总是喝醉。远人则开心地说，喝了起伦兄这碗酒，有什么酒抵挡不了的！大有《红灯记》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的气概。我又说，等你回来，还为你接风洗尘。新疆的两个月，远人很勤奋，写下五十余篇日记体随笔，我则改变自己作息时间，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他更新的日记，然后去食堂吃早餐。令人惊讶的是，他几乎每天都会和新疆文学界朋友喝酒，好几次喝到酣浓处，给我打电话，说如果我也在一起会多么开心。他代职结束回长沙的当天，因有重要工作会议，不能去机场接他，我让司机去了，并于当晚在出发饯行的同一家酒店同一个包间，几乎原班人马为他接风。
远人也是我们兄弟同时在酒战场上败北于外地文学朋友的人。毛泽东文学院举办了一个新疆班。在新疆接待过远人的作家、翻译家艾布来了。我们经过事先侦察，得知东塘有一个比较正规的清真酒馆，我们去了。艾布还带了两个朋友，一个叫浪潮，克拉玛依文联主席；另一个是他们的厨师。新疆朋友很高兴，因为恰好赶上他们的古尔邦节（相当于汉族春节）。我知道新疆人能喝酒，准备了一箱炸弹二锅头（56度，二两一瓶，共二十瓶，计四斤酒）。我们一共五个人，平均每人8两高度酒，我想满可以了。可是，我对形势估计严重不足，我喝了半斤，醉了，第二天上午头疼欲裂；远人喝了七两，在回家路上就吐了，第二天睡到十一点才起床；可新疆三人一共喝了二斤八两，最后问我的司机小王还有没有酒？在送客人回毛院的路上，他们对小王说，每个人都是公斤级的，一餐可吃五、六斤牛肉！我们终于知道，喝酒这方面真是天外有天，我们碰到了真人！
远人不止一次当我的面说过，我们是此生永远的兄弟。我当然知道，于狭义来说，他只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从广义来说，他的兄弟遍布四海。而从既不狭义也不广义的角度来说，他的兄弟只有那么有限几个。我是一个，成都的聂作平也是一个。聂作平去年来过一次长沙，他和远人去的江西，然后转道长沙回成都。我们在一起喝了两顿酒，我醉了、远人醉了、聂作平也醉了，打了个平手。不喝酒的聂泓正好来长沙开会，都参加了，隔岸观火，逐个点评，让我们心里愤愤不平。
2、“走上大诗可能”的胡丘陵
在我的诗人兄弟中不乏政府官员，但级别最高者，应该是胡丘陵了，他现今担任一个地级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我和他认识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其时，他刚从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任上，因踏实能干才华出众擢拔为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
丘陵写过小说，写过诗，最擅长写长诗。他更是以《拂拭岁月》《2001年，9月11日》《2008，汶川地震》《长征》几部长诗确定其诗坛地位,成为后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人物。他获得过“毛泽东文学奖”和“海东杯”诗集一等奖。评论家陈超就认为他的《长征》是一部“别有天地的灵魂史诗”：不仅对得起这个庄严的题材，更重要的是对得起“诗”本身的尊严。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王万顺则认为丘陵的创作，是走上“大诗”的一种可能。
我和丘陵兄在长沙、衡阳、祁东、常宁、常德等地都有把酒言欢的故事。我最敬佩他的还是，做官正直，待朋友细心。
1998年12月26日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一家人从梦里惊醒。岳母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我和妻子来不及向各自单位请假，便慌忙收拾行李，带着女儿赶往火车站。只有途径衡阳市的车。我顾不得时间是半夜，用手机拨通了丘陵，告诉我的车次，到达衡阳时间，并请他安排一台小车送我们回祁东乡下。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抵达衡阳车站，丘陵带着司机接站。把我一家拉到饭店，点了不少菜，说：“你急着回家，不请你喝酒了，你们多吃点饭，回到家里恐怕几天都不能吃上安稳饭了。”等我们吃完饭后，又说：“对不起了，起伦兄，我有工作脱不开身，不能亲自去老人灵前祭拜，车你带回去，后备箱我给你准备了几条香烟和两箱水果，用得着的。另外，你走得那么急，身上有足够现金吗？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如此细致，让我多么感动！我没要他为我准备的钱，带走了车和他送我的水果香烟。
丘陵到常宁担任市长时，我去他看他，自然把酒喝得尽兴。我的一个常宁籍部下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一次找到我，他一个在重庆某部当技术员的同学转业回常宁安置，想进公安，而且爱人已随军，要一同安排工作。想着军人的付出和转业安置的艰难，我给丘陵打了电话。丘陵自己有个弟弟在部队，知道部队干部的不易，答应了下来。那个人带着礼物去见丘陵。丘陵告诉他安置有个过程，让他耐心等待，同时批评他不该带礼物，退给了他。如今转业安置的确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等待中的转业干部心里很不踏实，过了几个月，那人用信封装上两万元钱又去见丘陵市长。这下丘陵惹火了，狠狠地把钱摔在地上，让他滚出了办公室。等那人离开后，丘陵怕他挨了骂后心里更没底更不踏实，立即给我打电话，让我转告他一定会安置好的。等到这项工作启动时，丘陵兄亲自过问，那个人和他妻子都得到了满意的安置。
去年秋季学期，学院担任了18万地方高校新生入学的军训任务。我要去丘陵新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城市，检查某高校军训。临行前我发了个信息给他。他立即回复：晚上请你喝酒。五分钟后，他又打来电话，说在开会，已从会场出来，问晚上想要那些人陪我。我说，你叫上当地几个诗人一起吧。晚上我们在市交警支队食堂见面，陶少鸿、谈雅丽、邓朝晖、陈小玲等作家诗人也到了。丘陵兄说，虽然现在不能用公款接待个人的客人，起伦兄来了，酒还是要喝好，不要担心我工资不够花。丘陵拿出他一贯作风，开始三小杯拉开序幕，然后赶紧吃一碗米饭，再把小杯撤了，换成大杯子，倒满酒，和我一碰，一饮而尽。我只得将满满一大杯喝下去。喝到途中，支队政委过来报告，约好过来协调工作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马上就到。丘陵兄坐着没动，说，你们先下去迎接，我还要陪我的诗人兄弟。我心头一热，赶紧又和他喝了满满一大杯。
3、用“最美丽的句子”佐酒的龚湘海
严格意义来说，我朋友中有了诗名当了诗人后，才交往的，龚湘海是第一人。他是我湖南师大的同年级校友。我在数学系，他在中文系。因他中学一个要好的同学和我一个寝室，他经常来串门。在学校念书时，龚湘海就是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我在《1981年的记忆》一文，详细写了我于那一年上大学前后的事。其中写到我曾递交书面报告想转学中文未被批准的事。那时，我们是点头交，当然不会探讨文学。但湘海的一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我却十分喜欢。譬如，他在《毕业留言》这首诗里，写道：“最美丽的句子属于七月”，倾倒多少青年男女。
大学毕业时，湘海分配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我进了军校，都遂了自己心愿。我在爱上诗歌创作后，在一些刊物上读到过他不少佳作，譬如他在《星星诗刊》发在头条的那组《老区》，后又被《中国诗歌报刊年选》收入。才子龚湘海也以这些“最美丽的句子”做饵，钓到一条“美人鱼”——他美丽的妻子也是位文学青年、一位教师。有缘的是，她从隆回调到长沙来后，和我妻子在同一所小学任教。
我和湘海交往密切是到了2000年后，湘海已担任《芙蓉》双月刊主编。我一个关系很好的战友转业到了文艺社。战友拉着我们在一起喝了第一次酒。我发现，原来中文系的才子居然是酒场上的猛汉！大概是2004年12月的“圣诞节”，湖南省作协开会，住湖南宾馆。胡丘陵、聂沛等到了长沙，我请他们吃饭，先是在湖宾附近的“顺风楼”喝酒，结束后，一帮男女作家又去K歌，等到十二点以后，还去吃宵夜，喝啤酒。衡阳市女散文作家唐丽萍全程参与活动。乘着酒兴，湘海兄当即授予她“湖南第一美女作家”荣誉称号。美女作伴，对酒当歌，是容易让人喝多。我们喝到大概凌晨三点了。我有几个战友正好也在那个店子吃宵夜，我搭他们的车回家。可我们走出几里路后，湘海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包不见了，可能落在夜宵店里。我和战友赶了回去。店家发誓没见到他的包。我们也回忆了一下，好像没见湘海带过包。于是散去。一个小时后，再接到他电话，包在宾馆房间。
2006年，我到北京进修，寒暑假回长沙，湘海总拉着我喝酒。一次，去吃夜宵喝啤酒，一盘一盘的烤生蚝端上来吃，一瓶一瓶啤酒往肚子里灌，第二天，我的嘴角因上火满是水泡。
2007年下半年，湘海去北京开会带组稿。他把我从国防大学约出来，又喊上《解放军文艺》编辑、小说家李铁，三个人涮羊肉、喝二哥头。最后，三个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我回忆不起来，是怎么离开酒店，又是怎样回到学校的。
湘海兄为人大气、豪爽，很对我的脾气。为了避嫌，我至今没在他主编的《芙蓉》发过一次作品。但有一件事，我对湘海有意见。2012年3月，他当面向我提出，让我组一辑“新世纪湖南诗人诗作”。我欣然受命，立即在博客发出征稿启事。湖南诗人响应热烈，有一百多位诗人寄来佳作，我优中选优初选50人作品，为慎重起见，又请聂沛和远人把关，最终确定36人作品，交给湘海。可两年过去，稿子一直没有发出来。
湘海对我有更大的意见。我女儿硕士毕业前，自己从网上得知文艺出版社招人，投了简历，经过两轮面试，一轮笔试录用了。等女儿去上班，向他报到，得知是我女儿，一面笑着鼓励她好好干，一面等女儿离开他办公室后，拿起电话对我发了脾气，说我这人太不够意思，不把他当朋友，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他打声招呼。
4、拖着行李箱漫游的柳宗宣
或许是我个人的偏见，我一直认为柳宗宣的散文随笔比他的诗歌写得更好。他的散文随笔意蕴丰厚，文笔流畅，如陈年佳酿，品之味之，劲道十足，韵味绵长。他送给我的散文集《飘泊的旅行箱》，我会不时拿出来阅读。我们是1991年在湖南一次诗歌活动中认识的，那次参加活动的好几十人，我唯一与他保持了二十多年不间断的友谊和联系。虽然，我们在湖南、湖北和北京，都留下了喝酒的往事，但我更愿意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我们的关系。
我将我俩的两次喝酒做个笔录，立此存照。
1999年6月，因军队院校调整，我被派到北京公关，住在天平路兵种部招待所，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有一周时间，我单位一个湖北籍教授到北京出差，也住兵种招待所，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在一起聊天。我说到了他的老乡柳宗宣。其时，宗宣在湖北潜江技工学校当老师。我给宗宣打电话。他告诉我，技工学校每月几百元工资要死不活的生活已经很厌烦了，有人介绍他一份北京《工人日报》的零时工作，只是一时下不了决心。我说，北京多大的天地啊，只要有本事机会好，不愁没发展。还告诉他我正在北京，你来看看，我开个房间你住着，我们兄弟先聚两天再去报社。他说，明天就来。第二天，他带着他的行李箱到了北京，我从兵种部要了车，到西客站接他到招待所，开了我隔壁的房间。我们作了一次很开心的漫谈交流。他羡慕我的生活状态。我说，你在北京发展，说不定哪天就发达了。又问他在北京想请什么人吃饭么，反正我在为单位公关，搭个便车？那时，他一篇万多字的散文正好要在《青年文学》发表。他说请青年文学的人吧，于是，我从兵种部要了车，接上李师东主编和另一个姓刘的女编辑到酒店，喝了不少酒。第三天，我特意请兵种部一个领导派了辆奔驰，和那位湖北教授一同陪他去报社。报社的人很惊讶，居然有“甲A”牌照（总参）的奔驰和军官来送他。
2006年，我到国防大学中青队学习。宗宣已经到《青年文学》主持诗歌栏目，同时负责杂志的广告。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女儿莲子考到北京读大学，他爱人也到了北京，负责他自己注册的一个文化公司。凭着聪明和肯干，短短几年，宗宣在三环买了一套九十多平的住房，还在五环边大王庄有一栋小产房别墅。知道我在北京进修，特意于一个周末，找辆车去接我到他乡下别墅度周末。每天两顿酒喝得我云里雾里，十分惬意！
如今，宗宣回到湖北，在武汉一所大学文学院执教，生活闲适，写诗为文，颇为自得。
5、“复古主义者”高瞻
高瞻在他第三本诗集《雨水十四行》即将出版前，给我发了电子邮件，想让我写篇文章。尽管我知道，这是高瞻为了纪念我们的友谊。广西颇有名气的诗人盘妙彬、刘春等已有好几人给他写了评论。我还是有些犯难，因为理论功底太不厚实，很不在行写序和评论这类文字。高瞻说，起伦老兄，拿出你喝酒时的豪爽劲，想怎么写就随意写好了。他第一本诗集出版前，也请我写点东西，我先是答应了，最终爽约了。这次，总算硬着头皮交了作业。
我在最后一段里写道：“高瞻兄是个性情男儿，对待朋友至诚至信！”
2000年2月，我被组织派到贵港代职。当我一接触到单位给我订阅的《贵港日报》时，为一个地级市报纸副刊有那么高的品位，感到有些吃惊，不由自主地向其投稿。后来，责编高瞻和我见面时说：“第一次读到你的诗很惊讶，眼睛一亮。”开始，他不相信我所在的部队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怕是抄袭之作。为慎重起见，他通过信封地址联系到我单位的宣传干事，确认了我的诗人身份。他异常兴奋，立即来单位见我，不由分说拉着我到贵港市里喝酒，还请来了当地的杨军、徐强等作家诗人。
由于高瞻的热情引荐，整整一年代职时间，我俨然成为了贵港文学界的一份子，常能参与文学活动以及文友们的聚会。这年5月，我参加了诗刊社的第十六届“青春诗会”，当我从广东肇庆回到贵港后，高瞻立即组织接风宴，不久在《贵港日报》用整整一个大版面给我做了一个专辑，配了照片、诗作、随笔和他对我的访谈。这个专辑在当地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很快贵港电视台来人要给我录制一个专题节目，被我婉言谢绝了。也就是在这一年里，贵港文联出了一本《山色苍茫——贵港市文学作品选（1991——2000）》的文集，我的五首诗歌被高瞻编辑进去。
回到长沙后，因停笔达十年之久，我和高瞻联系渐疏，2011年，我重新回归文学创作，开了博客，高瞻一下就找到我了。不曾联系这些年，他在回归古典，居然还研究中医。去年，贵港文联再度编辑出版新世纪文学选，高兄又将我这个“贵港人”的一组作品忝列其中。我有感于我们间的相知之谊，写了首十四行诗《秋风穿透我沉寂而敞开的灵魂——给高瞻》，发表于《伊犁河》2013年第6期。我想，我和高瞻兄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经久而弥新！
高瞻做事喝酒都显得很斯文，喝酒时不太闹，但他的酒量很大，快酒慢酒都能喝。所以每次和他喝酒，醉了的肯定是我。我期待他来湖南，拼着胃溃疡，也要和他一醉方休！
6、把“臧风阁”搬到北京的姜念光
我特意将姜念光放在最后来写，是想让这位老朋友、老同事、老战友给我这篇文章压轴。
姜念光比我小一岁，而上大学比我早了一年。1980年通过高考进入军校时才十五岁，来自孔孟之乡山东济宁的他，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大学生。别看他年小，可事事不肯落后。比如第一门课程是步枪射击，他在考核时5发子弹打了个50环。被中队嘉奖，带着大红花照了相。我见过照片，小眼睛眯缝着，笑得无比灿烂。这一直是他在我面前吹牛的资本之一。因为他的努力和刻苦，毕业时以优异成绩留校。
1988年我当教务参谋，他是政工科干事，是一个大部的同事。我开始学习写诗时，他也正好爱好上了。于是我们和另外一些有同好的同事成立了文学组。学院政治部还特意拨了点经费给我们，出了两期刊物。后来，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创作时间和更好的创作环境，他提出来从机关调到了图书馆。并住在图书馆的顶层。他把厕所改装成厨房，偶尔自己买些菜加餐，于是他那里就成为我们聚会的最佳场所，我们每周至少聚过一二次。
1991年底，当我在《人民文学》发表单首诗歌正点沾沾自喜时，他第二年春一次就在《青年文学》推出一个大组诗。我记得很清楚那组诗的稿费是205元，从银行汇票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月工资不过150元。面对这样一笔巨款，他不请客是说不过去的。星期天，他喊上我，我再叫了队里一个学员当跟班，三人去了市里。先领了稿费，再逛袁家岭新华书店，中午念光买单请客吃饭，每人一支啤酒。我觉得不过瘾。回单位前，念光到菜市场砍了五斤羊肉和还买些别的菜，我让学员用两个军用水壶到老乡家买了谷酒。晚上，在他那厕所改装的厨房里，将羊肉炖得香喷喷的，三人把肉和酒全部消灭，我才心满意足地带着学员回到中队。我一直不会忘记我过26岁生日的事。念光和全世杰两位兄弟白天请假去买了很多菜和五瓶“湘泉酒”，下午在那间厕所厨房忙了一下午。晚上，写诗的女学员沈煜（现在《人民日报》工作）来了，夏志和也从他热恋的女朋友家骑自行车摸黑赶过来了。那晚我喝了很多酒，也很感动，醉后我哭得泪流满面——我至今没弄明白，我怎么哭了？这是我从学会喝酒以来，唯一醉后哭过的一次。
念光是1999年初调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的。无论我去北京出差，还是后来在国防大学进修，我们总要聚在一起，喝酒叙旧。有一件事，我们俩都十分感谢诗刊社老师们的刻意安排——2000年，诗刊社在广东肇庆鼎湖山举办第十六届“青春诗会”，我们两个都被邀请参加了，而且被安排在一间住房。因为一报道我就和周所同老师坦白了，可能以后不写诗了，所以开会讨论和修改作品时，我几乎不参加。我去登山吸氧（鼎湖山是广东最大的天然氧吧），念光便毫不犹豫地陪着。
200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军营文化天地》策划，拿出第8期全部版面，做一期“人民军队80个关键词”的条目解读（散文随笔），从全军抽调二十多名写手参与写作。担任副主编的姜念光自然将我这个难兄难弟纳入这个名单。我们周五下午赶到编辑部集合，然后乘大巴车到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密云水库一个度假宾馆。两人一间房子，我和念光又在一间。一下车，每人就发一个装有500元钱的信封，说是辛苦费，文章的稿费另给。好吃好喝伺候着，其实是给大家创造一个休闲相聚的机会。喝好了玩够了，星期天下午，编辑部才将事先遴选的100多个词条摆出来，我们投票，最终选择出最有代表性的80个词，让大家挑着写。那时，我成天研究联合作战指挥，满脑子红军蓝军态势、兵力火力部署、武器装备调动，一点写文章的兴趣都没有。念光坏坏地笑着说：“起伦，你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叫你来是想让你放松一下。”嗨，俗话说过：“拿人家的手短，吃了喝了人家的嘴短”，我乖乖挑了《信息化》《人民战争》《二炮》《冲锋号》四个。在规定时间内交稿完成了任务。
啊，诗歌和酒，是我的故乡。皈依了它们，我就是一个有故乡的灵魂！今天，当我终于将这篇文章写完，我长长吐了口气，好像感到自己完成了一件受自己心灵委托必须完成的事。但我的酒量已每况愈下，就像自己故乡一片耕植了一辈子的田地，已被钢铁和水泥侵占，要失去了，我将流离失所，心里隐隐疼痛。好在诗歌还在，这片故土我必须守住！
但我还是要说出这样一句话——心理学界有这样一个妙喻：如果说佛洛依德找到了大海波涛下的暗礁，荣格则找到了暗礁下的海床。我不妨套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一个诗人终其一生能写出好诗，只不过找到大海波涛下的暗礁；如果继而能把酒喝到境界，则他找到了暗礁下的海床。
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献给已在天堂写诗、喝酒的萧金鉴、王燕生、韩作荣老师，以及诗友唐兴玲、郁金、聂青、东荡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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