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祁东诗人们的酒事
没有人去做这样的统计，以一个县为区域划定，出了多少作家诗人。但我敢断定，我的老家祁东诗人的数量，不说在全国数一数二，至少可以排在前十位。200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祁东诗人诗选《有一个方向叫远方》，就收录了二十位诗人（这还不包括遗漏者如聂泓、冰洁等）的作品。这二十人中绝大多数在《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等中央级发表作品、获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形成过气候和影响。我按年龄长幼之序开列一个名单吧：50年代的陈阵、李志高；60年代的雷善华（祁东）、冷燕虎、郁金、罗鹿鸣、起伦、聂沛、聂茂；70年代的充原、张振萍、胡人和80年代的施晗。
“我的家在湘江婀娜的腰部，名叫祁东。用祁东大儒、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终身教授、国际著名红学家周老策纵的话来说，那是一个“真正的远方”。”有衡阳日报第一才子美誉的海啸兄在序言中如是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祁东诗坛一直天高气爽，诗人蜂拥如红日东升，诗歌清越似佛门狮吼，老将马蹄犹在耳，后生健步又奔来，阵容雄壮，大有后继有人、欣欣向荣之势。”
这个阵容里大部分诗人和我有过交道，喝过酒谈过诗。而与我交往时间最长、诗艺上互相切磋提携、生活中亲如兄弟的，莫过于年长我的李志高、罗鹿鸣和年少我的聂沛、聂茂。即便我有十年时间停笔没有写诗，但我们之间的酒事从来没有间断。
1、酒后爱做“布朗运动”的聂沛
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和聂沛之间的情谊。1980年秋季学期，当我就读的白镇中学两个高中班迁往新创立的祁东三中时，我们就认识了。都读的理科，是成绩拔尖的学生。而作为诗人间的交往和友谊的开始，则到了1988年底，他在中国诗坛已声名鹊起，我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开始写诗。在文学艺术上，他给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教了我如何写诗怎样作文；我爱读他的作品，但从来没有去模仿他,我们诗风各不相同；而是他对于艺术的态度和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诗歌宽广的眼界而锐利的评判影响着我。我们间的友谊和他对我的鼓励，某种程度上成为我断断续续把诗写到了今天的动力。我们的友谊从未出现丝毫缝隙，他有一些毛病（是人都有毛病，诗人更加鲜明突出），但我从来不希望听到别人在我面前说他的不是。我们除了同学关系外，还是亲家——他优秀的儿子是我的干儿子。
聂沛是个性情中人，既自傲又自卑。曾经，罕有的才气和在诗坛的少年得志，被组织部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让他自尊心得到空前满足，而因身体原因两次与大学失之交臂又常常在他心头抹上一层灰暗的色彩。一次，酒醉之后他痛哭失声，拉着我的手说：“老亲啊，我宁愿不当什么鸟诗人，而愿意做一个健康的农民！”四十岁前的聂沛喝酒，经常能把酒席推向高潮或拐点。“高潮”无须着墨，所谓“拐点”，即席间他有什么事情看不惯，或有什么人意见相左和语言冲突，不管你是县里领导，还是别的什么人，他会大发雷霆，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客观地说，“高潮”远远多于“拐点”）。但我们之间从来没说过重话。四十岁以后，聂沛明显温和多了。
关于1988底我们中学毕业后的第一会面，聂沛在给我写的一篇评论《我们为什么热爱心灵》有过简单的描述，但有个重要细节他没写。中午，我请他在县城小酒馆喝酒，喝了不少。他下午要回风石堰老家，邀我到他家做客。我们坐上一辆中巴，人已很多，我们没有座位。这辆车很破旧，一个刚出院的妇女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孩正好坐在坏了玻璃的靠窗位子，车一开动，灌进来的风冻得她受不了。她要售票员为她协调一个位子，可售票员无动于衷，聂沛也站出来说话。售票员不但不作为，反而怪他多管闲事。聂沛很生气，一拳将车的一块玻璃砸烂了。我当时穿着军装不好动手，只是拦住了想要动手打人的售票员和司机。车到风石堰街上，聂沛一声喊，立即来了好几个人（他在风石堰颇有号召力），要打司机，我也拦住了。吓得司机开着车，落荒而逃。
为了说明聂沛年轻时的急躁，再补充一个例子。1996年5月，湖南省作协在长沙军凯酒店召开一次重点作家会议，聂沛与会。当时在《青年文学》主持诗歌栏目的李青松也被邀请参加了。那天，我用单位的吉普车接上他们到我家喝酒，下午我请假在家陪他们，在我家客厅喝茶聊文学。闲聊中他们为一个作家该不该获诺贝尔文学奖意见产生分歧，争论越来越厉害，各不相让，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眼见要升级为武斗，我从最初饶有兴致的冷眼旁观，到不得不站出来了。我在茶几猛拍一掌，说：“他获不获诺奖管你们屁事，要打架就都给我出去！”他们一愣，停下了，我接着给他们续水，说：“喝茶，喝茶”。很快就没事了，又开始有说有笑。晚上继续喝酒。
在聂沛工作的文化馆或者在他风石堰老家喝过多少次酒，我不记得了。反正我每次回祁东，我们几个朋友总会厮混在一起。聂沛的父母都是厚道的老人。大概因为自己父母去世早，我对朋友的父母都能从你内心尊重的缘故，两位老人也很喜欢我，待我像自己儿子一样。聂沛的母亲很会做菜，我每次去老人都做满满一桌菜肴。聂沛的父亲话不多，喜欢喝慢酒，我们常常把一顿酒喝的时间很长。一次，聂沛老母亲对我说，他们去世时，希望我能送他们上山。我答应了，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他父亲去世时，因喝酒还闹出一个笑话。那天，我和某期刊主编以及在长沙工作的美女同学仝湘云一道乘坐一辆小车去悼念。我们在老人的灵堂边摆桌喝酒吃完饭的，那位主编被热情的祁东人灌醉了，回长沙路上，酒兴发作，不断去抓司机的方向盘，我怕高速路上出事，死死抱着这位老兄，结果他将我右手狠狠咬了一口，鲜血直流，立即肿的像面包一样。回长沙后，女同学说，才从电视里看到新闻，一个女孩咬了男朋友一口，当时没在意，后毒性发作差点让男朋友肾衰竭。她建议我打了狂犬疫苗。后来见到这位老兄，他不好意思，我更不好意思。
1992年以前，我的妻子女儿还没有迁到长沙来，妻子在一所中学任教、当班主任，我寒假、暑假都要回祁东，也每每呼朋唤友相约到我家喝酒。我们在教室里将课桌拼在一起，弄成长长的大桌子，每次都有不下二十人。为了这顿酒，我们得提前一天准备，写好菜谱，准备好材料，靠着两个煤炉子炒菜，大家也喝得十分尽兴，每次都当场有几个被放翻在地。至少不下两次将聂沛喝得泪流满面，被他在火车站工作的姐夫背回家去。
在祁东诗坛，聂沛是当之无愧的领头雁。不少人得到他的点拨和培养走入诗坛。我曾说他是白石铺诗歌王国的国王。“白石铺”不是个真正的地名，是位于322国道上祁东的三个小镇：白地市、风石堰、新桥铺的集合体。聂沛首先命名，并将这个地方圈进了他的作品，占山为王。我和志高兄等文友在作品中也援引和使用过这个地名，把它当作心灵的故乡。我们是白石铺后来的居民，只好成为聂沛的臣民了。
有一年，聂沛和志高兄来长沙，在我家大碗喝酒。我们盘腿坐地，像三国里的人物。喝到高兴处，大概受了酒精刺激，聂沛不断晃动上身。我突然想到化学里的一个名字，冒出一句：你在做布朗运动啊，引得大伙儿捧腹！记得那次喝酒的，还有远人、聂茂、念光等兄弟。从此以后，聂沛每逢喝酒，就习惯性做“布朗运动”。
我和聂沛什么酒都能喝，但最喜欢的还是自酿米酒。1991你底回祁东休假，聂沛来我家，吃过晚饭，我将自己写在一个学生练习册上的诗稿给他，尽管晚饭时我们已喝不少，我还是递给他一大杯米酒，自己也倒上满满一杯。聂沛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练习册阅读，一口一口咪酒，一首一首读诗，不说一句话，那样子就像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中医在给人把脉，脸上写满特有的庄重和自信。等他读完全部诗作，放下手中本子，又用手中的酒杯和我的杯子重重碰了一下，一口饮尽，说：“老亲，真是好东西！”这些“好东西”便是我那组20多首的《一目十行》，第二年陆续开花结果。我带到“乐山诗会”，得到王燕生、周所同两位老师认可，发在《未名诗人》专辑头条；后分别已组诗的形式在《创世纪》（台湾）、《诗神》、《湖南文学》发表，其中，《诗神》发表中的一首《河》收入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迷你校园诗选》。
2、“酒壮色胆”的李志高
如果他们不是单独来长沙，只要我和聂沛在一起喝酒，几乎都有李志高的参与。
在年龄上，志高是我们这帮诗人兄弟中的大哥。因此，他在我们中间有两个雅号：“老大”或者“甫哥”（甫志高）。无论工作、生活、还是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志高都是那么从容、坚定和执着。志高夫妇都是医生，志高本人还当过院长，如今是县“农合办”领导，家境殷实，不但在县城有一幢七层楼房，还在长沙拥有一套住房，可他三十年如一日地对诗歌痴迷（他早在1981年参加工作时，就爱上了诗歌），令我感动。他有句特别打动人的诗句“好兄弟，是艺术使我们慢慢变老。”
单从喝酒这一点来说，志高不是个好酒友，更算不上一个饮者。我们在一起喝过无数次酒，他从来没喝醉过——因为他总是不愠不火只喝二三两酒，到四五分醉，再怎么劝都不端杯了。但并不是说，志高就没有饮酒方面的故事。他是我们的老大，有时喝到几分醉意时，他会带头给我们找些乐子。譬如，有一年正月十三，我们在风石堰聂沛家做客。晚饭喝了酒，然后四五个人挤在聂沛二楼房间的一张床上聊天，一直聊到凌晨二点，志高兄下楼小解，回来后说：“外面这么好的月光，怎么不到街上走走？”于是，我们下了楼，从风石堰街上的东头又跑到西头，高声唱着歌儿。志高兄还模仿着那个时期颇为流行的广东普通话，敲了几 户人家的门。别人以为是流浪的疯子，吓得大气不敢出。
还有件事，一直是朋友间的笑谈，我虽未亲眼见证，但听之再三，觉得应笔录之。2005年11月，衡阳市作家协会在衡东宾馆召开笔会，文朋诗友在一起，哪能离得开酒？不善酒者早早离席，剩下的酒鬼酒徒如聂沛、胡丘陵、冷燕虎、陈群洲、谢应龙等继续推杯换盏，酒喝到一定境界，一帮促狭鬼开始使坏。因为李志高和一位姓陈的女小说家10月份刚刚参加了毛泽东文学院为期40天的学习回到衡阳，大家都说陈同学对志高兄很有些意思，纷纷怂恿他去敲她的房门。憨厚的志高同志在酒精的作用下立场不再坚定。那家宾馆没装电梯，女作家们都安排在最高层五楼，于是，一伙人蹑手蹑脚爬上五楼。鬼精的市作协主席胡丘陵居然还叫了另一位女作家在前面敲门，姓陈的女作家已洗漱毕，正躺在床上看电视，以为是女友窜门，没多想，穿着“三点式”开门。门一开，大家一下子把李志高推了进去，然后紧紧拉住门把手，让他无法出来，吓得女同学大喊救命。这件事成为笔会期间最大的花边新闻。胡丘陵当即作对联一副：“李先生蹑手蹑脚上五楼；陈女士半推半就露三点。横批：饮食男女。”而执行报道任务的《衡阳日报》记者曾海啸更是推波助澜，说要在次日新闻报道中写上这样一段：“陈女士坑道年久失修，李先生野蛮施工，造成大面积塌方......”
其实，据我对李志高的认识，男女问题上，他实在是个正人君子。之所以酒后弄出些无伤大雅的事情来，完全是想让大家开心快乐，一种“自我牺牲”。他一贯遵循先贤孔老夫子“发乎情而止乎礼”的训导。另外，他“家教”很严（我常取笑他），一是志高的父亲是我们县老文化局长，知书达理，对儿女管束严格；二是志高美丽贤淑的夫人，别的事都宽松，唯独男女方面对老兄约法三章，志高小心翼翼从不敢触高压线，怕引发夫人河东狮吼。但他生就的一张娃娃脸，总是西装革履、衬衣洗得干干净净、一头抹上摩斯连苍蝇都站不稳的头发，再加上温柔的性格，确实很讨中年妇女喜欢。我和他一同去过益阳，又一同去过常德，都有女同学或女粉丝来看望他。更有甚者，他的网友、一位诗写得很不错的武汉女诗人专程到祁东看他。据说，他向夫人请好假，陪着女诗人在一个茶楼的包间喝了一夜的茶，聊了一夜的诗。让女诗人失望而归。而这种待遇，在我所有朋友中，除了他，只有聂沛——聂沛没结婚前，一个后来颇有名气的四川女诗人，千里迢迢到风石堰见他，差点还在他家过年！
有段时间，志高诗写得有些乏味了，想换点口味，便花了万多块钱买了架单反机搞摄影。这让祁东摄影家协会的同志们兴奋不已，忙去劝降招安，许以“高官厚禄”，志高一动心答应了，成为摄协秘书长。这点让作家诗人们颇有微词，认为一个作协副主席去当摄协秘书长无形中贬低了作家协会，聂沛叹道：“真是甫哥啊！”
至于李志高的诗，在我交往的诗人中，独具特色，充满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反诗歌元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到他那本由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生命的石头与火焰》，或者到他“巴别塔工头”的博客拜读。一次，《长沙晚报》组织一批作家诗人去宁乡灰汤泡温泉、开会，我和罗鹿鸣兄安排在一个房间。是夜，我们聊天到凌晨三点。我们对志高其人其诗都颇为认可与推崇。鹿鸣更是志高坚定的拥趸和粉丝。
3、 把酒场当斗兽场的罗鹿鸣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与之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莫过罗鹿鸣了。
他父亲罗耀华老先生是我岳母的老师；他大哥罗宽民（一位画家，我曾专门撰文写他，发表在《湖南工人报》副刊）是我岳母的小学同学，又是我高中的政治课老师；他自己读小学时，是我岳父母的学生，读初中与我妻子同学，读高中与我同学；他的侄子又是我妻子的学生；如果按辈分，他叫我岳母姑奶奶。当然，我们俩最基本的关系是朋友诗友加酒友！
鹿鸣兄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大学毕业申请支边，到了青海德令哈当一名中学老师，后担任州政府秘书、团省委干部，曾作为优秀支边大学生代表,出席由中宣部、国家教委、团中央联合举行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会议，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得到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人大委员长万里等的接见。后调到中国建设银行人事部任职，最后回到湖南，先后担任建行两个分支行行长和省行三个部的总经理。用他自己多年金融管理的话说：“丰富的经历是一笔千金难买的财富”。
和鹿鸣兄相识也始于1980年我转到祁东三中时，那时他刚好从常宁一中转学来。我在理科重点班，他在文科重点班。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经常到我们理科班来玩，我问过他，原来转学之前他也念的理科，而且数学成绩很好。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认为他是个不受管束桀骜不驯的人，因为他觉得历史课讲得乏味，便找一把椅子跑后山自学去了。
和罗鹿鸣真正意义的饮酒是1996年9月，他刚调回湖南。此前，由于共同的诗歌追求，我们通信频繁，他在青海将自己和他人的多本诗集寄我，供我学习借鉴。那天，他在留芳宾馆请同学相聚，本来请一桌人，由于都知道他为人豪爽，朋友带朋友的，来了两大桌，只好临时调换包厢，重新安排酒席，鹿鸣很开心，大伙儿当然更开心。那顿酒喝了很长时间，因为都想知道鹿鸣去青海后的情况。鹿鸣也善谈，说了自己很多故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两次酒事。
一次是他刚到青海，在德令哈一所中学任教，由于诗歌写得好，很快得到《翰海潮》副主编时培华（笔名风马）的赏识。风马是当地文学届大哥大，身边围绕着一帮子文学青年，某天，他的一个小兄弟、某省级领导的公子从家里偷了茅台酒（那个时候绝对是稀罕物），邀大哥小弟一聚。风马特意叫上鹿鸣，并安排他紧挨着自己坐。一帮文青看到自己老大对一个其貌不扬的南方人如此器重，心有不平醋意萌生。酒至半酣，那位公子把鹿鸣约到外面，要他悄悄滚蛋。鹿鸣说：“我走可以，但我得和风马打个招呼。你如果要寻事，我不拍你，文斗武斗你挑。”公子欺负鹿鸣个子不高，选择武斗，鹿鸣先摆个弓步再扎个马步，凭空打出两拳，公子有些怯火了。这时里间的风马听到响动感到不对劲，出来一了解，怒火冲天，一拳将公子打倒在地，又用膝盖顶在他胸口，直到鹿鸣自己出来解围，公子也保证再不生事才作罢。另一次，鹿鸣已到团省委工作了。他在公家车上碰到一位省作协的领导，这位领导头天晚上看足球几乎通宵未眠，更因为自己喜欢的队输了球心里沮丧，此刻没精打采的。鹿鸣兄好意邀他到家里喝酒，还让正怀有身孕的妻子挺着大肚张罗饭菜。本来喝得很开心很尽兴，可喝到一定程度，这位老兄将一只腿翘起来搭在饭桌上了，这太不雅观了！鹿鸣劝他把腿放下去，他不但不放，把另外一只也搭上饭桌。鹿鸣火了：“要不你滚，要不把腿放下去好好喝酒！”那位领导也发狠说：“偏把腿放上面，你奈我何！”鹿鸣兄抓起一只酒瓶就往他腿上砸下去。人高马大的领导没想到罗鹿鸣真敢打，跳将起来，两人相互揪着脖子从楼上打到楼下，从楼里打到楼外。丝毫没占上风的领导丢下一句话“罗鹿鸣，等着瞧！”只是过了两天，那位可爱的领导意识到自己的不妥后，主动向鹿鸣道了歉。
实话实说，对于鹿鸣兄自述的这两个故事我曾持怀疑态度，认为参杂了诗人的文学加工。在日常交往中似乎看不出他有多么暴烈的性子和不畏强势的勇气。但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见识了他谦和外表下的男儿真性情。1997年春节，我们都回祁东过年。那天轮到朋友到李志高家拜年，罗鹿鸣、聂沛、聂茂、严新鲜、我，以及从深圳回家的《新故事》主编罗尔，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鹿鸣老家所在地的乡党委书记。酒菜准备好后，大家入席，刚开始用几钱的小酒盅温柔地喝着，酒过三巡，我们提议鹿鸣用二两的杯子敬一下他父母官。鹿鸣倒好酒，笑着等书记回应。书记说：“我不跟你喝。硬要喝的话，就拿大碗。”其实，书记酒量不大，他想吓唬鹿鸣，让他知难而退。鹿鸣二话没说，用大碗倒了满满两碗（每碗有半斤左右），端起其中一碗一饮而尽。这下轮到书记傻眼了，他实在不敢端大碗。鹿鸣也还宽容：“那你用二两的杯子喝一个吧。”书记还是不肯，大家逼着他非喝不可。他期期艾艾终于端起二两的杯子，谁知只舔了一口，迅速将酒泼在地下。鹿鸣勃然大怒，拿起手中酒碗拍在桌上，碗碎了，他的手掌也被锋利的碎瓷片划出鲜血。这下书记犯了众怒，大家纷纷指责，他讨了没趣，灰溜溜一个人躲阳台去了，我们收拾了碎瓷片，为鹿鸣包扎好伤口，接着喝酒。
从李志高家“砸碗事件”以后，说罗鹿鸣在酒席之上发生的任何稀奇事，我都会相信。2001年，我从野战部队代职回来，他那时在长沙某个支行当行长。一天，他约了一个当将军的老乡吃饭，我应邀作陪。鹿鸣兄还邀请了长沙一个副市长参加，他也答应了。可那位副市长临时变卦不来了，鹿鸣很生气，当即拿起手机把那位副市长好好讽刺嘲笑了一番。他觉得有些对不起将军老乡，只好以大碗敬酒弥补，结果醉的厉害。他夫人闻讯过来时，言辞诚恳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但也不能醉成这个样子。我和女儿从青海跟他来湖南，举目无亲，他如有三长两短，我和女儿咋办啊？”从那以后，我再没在酒席上劝过鹿鸣兄喝酒。
如果说李志高搞摄影是为了换换口味，罗鹿鸣确是个货真价实的摄影家，他的摄影作品获得过全国大奖，去年8月，他和我爱好摄影的好兄长彭雁峰，以及另外三人相约走了一趟青藏线，收获颇丰，他们以“藏地拾美者”的共同笔名出了一本画册。但我还是喜欢认定鹿鸣的诗人身份。鹿鸣是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的，大学毕业到青海不久，便加入了省作协。鹿鸣出版了不少著作，诗歌、报告文学、文论等，不下十种。我手头有他签名赠送的诗集四本，一是处女集《爱的花絮》，献给追随他走南闯北相濡以沫的美丽妻子白秀琴的；另三本是《我心在高原》、《屋顶上的红月亮》和《一江诗情入洞庭》。无论歌唱爱情亲情，赞美高原故土，还是描绘风物人文，记录心灵足迹，都情感饱满，文采斐然，自有山水灵音，自有逸兴遄飞。
4、在我家完成“处女醉”的聂茂
聂茂是我这些诗人兄弟中，第三个以卓迈的姿态踏上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的——他的《九重水稻》《保卫水稻》荣获《人民文学》创刊四十五周年“优秀散文奖”。也是我中学同学中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
因为晚我一届，虽在一个中学念书，彼此并不认识。当我开始写诗，经常看到《湖南日报》和《衡阳日报》文学副刊出现聂茂这个名字，心里想“此人与聂沛是否有瓜葛？”（这个疑问，别人心里也存在过。譬如“乐山诗会”中，王燕生老师问我：“聂沛聂茂是不是亲兄弟？”我如实回答：“是笔名，都不姓聂。一个徐，一个陈。”）聂茂在其新著《名作家博客100》（中央编译出版社）既谦虚也实在地写道：“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聂沛不仅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而且是前进路上的明灯和动力。”1989年寒假，我请朋友们聚，地点仍是妻子班里的教室。聂沛聂茂联袂而来，那情形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聂茂背一书包，戴一副近视眼镜，两只手各握一杯玻璃杯装米酒（那年流行这种米酒，每杯二两半，五角钱一杯）。聂沛作了介绍后，我很高兴地接过他手中米酒，然后让座沏茶。聂茂从书包里拿出他的第一本诗集《玻璃房子》，说：“没样书了，这本原打算送别人，来见老兄，送你了。”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书包里还有一副度数更高的眼镜，换上这一副，翻开扉页，把别人的名字涂抹掉，写上赠我的文字。我很开心。接下来的节目当然是喝酒。
如果将聂茂的成长历程写成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无须虚构，就是很好的“青春励志”片。我的这些诗兄诗弟，志高的父亲是局长（我们眼里真正的高干！），鹿鸣的父亲是老师（他自己吃农村粮），我、聂沛、聂茂的父母都是农民，而且是那种特别老实巴交的。当聂茂从一所卫生学校毕业，在一所乡镇医院当药剂师，拿着一份稳定的工资时，他父母很是松了口气，深感欣慰。可无论怎样也没想到，不到两年，他那念中专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过文章的儿子，也就是在药房不时发错药却成天想一些不知所云的诗句的儿子，提出放弃稳定工作，自费到北京读书。这中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在起作用，一对老人是想不明白的，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相信儿子的选择。于是，鲁院、复旦大学作家班、湘潭大学读硕士，辗转走来，一边贫穷度日，一边精神富足地为文。直到硕士毕业分配到《湖南日报》，成为人人羡慕的“无冕之王”，总算安定下来。可没几年，他又折腾着移民国外，到新西兰攻读博士。黄花机场送行之后，朋友们想，这辈子不知是否还能见到这位“华侨”。但他毕业之后，又回到国内，受聘于中南大学当教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聂茂，已是意气风发，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
1991年9月到湘大读研究生之前，因借钱读书，聂茂过得一直十分拮据。我们认识后的好几年里，他每次来长沙，基本上在我这儿落脚。比如，我在学员队当队长时，一次，来长沙，一周时间都吃住在队里（中队自己有食堂），我自然有酒招待他，他换下的衣服也有值班战士洗。作为答谢，他给我的学员讲了一堂让他们听来云里雾里的诗歌讲座。读研究生后，经济条件大为改观，一是国家发伙食费和津贴；二是不断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稿子，有稿费；最主要的找到一个挣钱的好路子——应书商之请，东拼西凑写一些畅销的东西，很来钱。因此，他邀我到湘潭大学去玩，出手大方地请我下馆子喝酒。
1992年底，某天他到我家，还带了两个朋友，其一叫郭胜平（长沙火车站的团委书记，后移民加拿大）。正好一个部队的学生来家看我。在我一室一厅房子的客厅兼饭堂，聂茂说：“老兄，今晚喝酒，我来者不拒，我还从来不知道醉的滋味。”听了这话，我很惊讶，居然敢和我说这话？！于是，不等菜上桌，我们五个人就开喝了，先是一对“白沙液”喝光了，接着一对“四特”又见底了，可家里已没存酒，赶紧打发妻子去买了一对“邵阳大曲”，刚刚打开一瓶，聂茂就大吐特吐了。最后，他在我客厅的沙发过了一夜。第二天，他捧着脑袋说：“老兄，在你家我完成了处女醉……”
看电影《辽沈战役》，林彪的一句话我记忆深刻：“只准备一桌子饭菜，来了两桌人，这饭怎么吃？”前文说到鹿鸣兄回湖南第一次请客，请一桌客来两桌人，因在宾馆，也不怎么为难。而另一种情况是，主人请一桌客，没有一个人去，那也是件令人十分不爽的事。我第一次去聂茂家看望他父母，只一个人去了。
这里有个前因后果。时间是1994年正月。聂茂约好大家初四到他家。而初三，朋友们到我岳父家相聚（妻子女儿迁长沙了，我在祁东请朋友就在那里）。朋友们陆续到了，有志高、聂沛、聂茂、罗尔，此外，还有我在乡下当农民的两个兄弟李录明、周祥民，他们到我岳父家出行（老家有个习俗，正月第一次外出做客叫“出行”，为讨吉利，一般都选择比较好比较旺的一家）。岳父母在厨房忙着，我们喝茶、聊天、打扑克。快到午饭时，志高的爱人来了，通报他患癌症的父亲在衡阳医院去世。志高忙道别，走了。我对弟兄们说：“志高兄的父亲，就是我们长辈，这种时候不要忌讳，都去帮忙。”大家赞成。我把情况和岳父讲了，匆匆炒几个菜，酒也没喝，扒几口饭，就搭车到了县城志高父母家。那儿已乱成一团，悲伤哭泣的，喊喊闹闹的，他一个弟弟和妹夫正为一些小事在扯皮。我们一到，立即行动，找一辆手推车，到建筑工地去拖木料和竹踩搭，搭建灵堂。再陪着志高将他父亲遗体从中巴车上请进灵堂，一道参拜。我们到帐房表达心意登记各人姓名和礼金时，志高的弟弟和妹夫才知道，这些苦力原来不是他哥的患者，个个有头有脸。而我们已经从下午二点忙到深夜一点多了，还没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悲伤难抑的志高兄的慈母知道后，吩咐人为我们下面条，我们谢绝了。说实在的，那种情况我们也吃不下。我带着大伙儿到了火车站边的小餐馆，每人吃了一大碗热腾腾的汤面，身上才热乎点。吃完面已凌晨二点多，我又带着大家到了卫生局我姨妹子家，敲开门，让她一家挤一间房，腾出一间房给我们，一张床没法睡，我们打扑克到天亮。
聂茂想着到他家聚的事，说该动身了。又累又困的兄弟们实在不想去了，可聂茂的父母做了充分准备。我说：“我做代表吧。”我和聂茂坐中巴到了风石堰，我去商店买了些干果之类。聂茂为了让父母开心，特意拔高我的级别，介绍是部队团长，和县长书记一样大的官。老人一听这么大的官，有些不知所措。我看见他家做了米豆腐，忙说特别喜欢吃米豆腐，弄些给我们下酒吧。我刻意提这个要求，是想让两个老人知道我不见外。那天中午，我和聂茂又一次将自己喝得差不多才作罢。后来，已在党报做记者的聂茂，为报答父母，给自己父亲做了七十大寿，光外地的朋友就有五、六十人参加。贵宾名单中，我的名字赫然排在首位（不少贵宾的职务地位都比我高），尽管在括号里说明排名不分先后，但我私下想，肯定有我独自一人去他家做客的缘故。
94年上半年，聂茂到《湖南日报》实习。我在单位家属区帮他借了一套小住房。如果他不到外地采访，也没有应酬，我就让妻子多炒几个菜，哥俩一起喝酒。下半年，他正式分配到报社，也安排了住处。记者工作本来就忙，又新到一个单位，工作也要表现努力些，有半年时间没来我家。后聂沛有事来长沙，我邀聂茂、远人、姜念光等来家作陪，聂茂花了300多元现金买了一瓶茅台酒。我们先喝别的酒，作为压台戏，最后打开那瓶茅台。我喝了一口，明显的假酒，而且特别难喝。别人也喝出味道来了，但谁也没点破，开心地喝了。因为酒假情真，聂茂是诚心诚意请我们喝茅台！
聂茂当上主力记者后，好几次在周末把我带到采访单位去混酒喝。最有趣的一次，是南岳搞了次“国际伞翼滑翔赛”，从长沙去的《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长沙晚报》记者，在聂茂的倡导下，都把我当成他们的领队，还向主办方介绍我是日报记者部主任。结果，我这个冒牌记者享受着比所有真记者还好的待遇，当然，酒也就喝得最多。
另外，我和诗人东荡子也喝过两次酒，都是在聂茂那儿。他们是鲁院和复旦的同学。我在悼念东荡子的文章里有过较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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