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以得到皇权垂爱而成为千年显学的儒学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其本身就是一个荒谬与致命的偏见！更是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天大的歪曲和亵渎。不要看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没有了，但在不少人心中，这根封建尾巴仍然结结实实的长着呢！
我不太清楚余秋雨先生在“文革”中日子过得怎么样，因此不明白余先生以何种价值观，在此篇长文中，能漠然“文革”时，考古学、文博学已被“四人帮” 极左路线焚琴煮鹤、屠戮飞灰的事实，以假命题的文学笔法，藏锋似拙，妄托天命，硬把发现文物的偶然性说成是必然性。以暧昧的态度来立论赞颂“文革”中文物出土的“丰硕成果”，拿到今天来摆功评好一番（中国人不会这么快就忘记“文革”对中国文物浩劫性的摧毁）。我早年曾学过青铜器考古，我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史前文化考古的首次成果，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为，而是瑞典考古学家、当时的北洋政府顾问安特生于一九二一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就是今天被称为以彩陶为特征的史前仰韶文化）。不错，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不少古代遗迹，但那能归功于当时政治文化环境下的理性成果吗？它能为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人间罪恶提供一幅亮丽的背景吗？封建王朝那些皇族贵冑尸体上穿盖的奢侈至极的金缕玉衣能成为我们民族的荣耀吗？今天的我们值得为此骄傲吗？相信缠旋过“文革”、有些脑筋的人，在折腾记忆中，心中自有一把尺。我完全尊重余先生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文化观点，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不失为上乘之作，我自己读过不止一遍，当年曾买回十几本送人。可惜后来出的几本书，已乏思想求索的激情。今次读完这篇余文，愕异疑惑之间，心里总觉得味道不正，封建主义的文明再辉煌也只能是那一个层面，因此总觉得一些文化人的这等学问路数、认知定向和语境局限，说来说去，只能在三分田半亩地的框框内打圈子。有时甚至把一堆堆油污滑腻的破烂碎布当作一匹匹上等的真丝绸缎来夸耀，说够了大话、空话、套话、无知的话、无能的话、无耻的话，貌似穷理，亦为大谬，论者滥矣，实际上或影响、或阻碍着人们去理解与汲取世界文化一切辉煌的理性成果。虽说学人之间，观点纷纭，见仁见智，立场各异是很正常的事，然心中惆怅难免。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一种洞悉世事后的清愁油然而生，在价值混乱的年代，某些从酱缸文化中爬出来的人，难耐寂寞，眼观六路，八面灵光，总是喜欢在名利欢场中打滚，总是流着口水去争食言论界的香饽饽，甚至以住在土谷祠里的阿Q的那种精神状态，处心积虑地做起了文化长剧中“皮囊已锈、但污何妨”的花脸小鬼，百般婉转谐华銮，一副太监脸谱，为虎作伥，趋利枉道，只为君王唱赞歌,喜向苍生说鬼话。呵呵，虚荣继续毒害着真诚，私欲还是压倒了理性。我只好摇头三叹：“五车竹简缺天道，一枕糟糠充锦包！”
我看中国的某类文化人只所以贱，只所以被人瞧不起，并不是读书不够，而是道德的无耻！他们嘴巴两扇皮，移东又移西，既求于利，又要求名，明明卖身做了婊子，还要图立牌坊；明明是一条在狗洞里钻进钻出、没脊骨的赖皮狗，却百般装扮，想窜上庙堂当君子。这种摇笔杆子的人惯于在含蓄委婉中模糊是非，颠倒黑白，深化了阿谀谋利的精巧微妙，酿醇着人性灾难的浓度。良知已被利欲剜割的人，哪里听得进林语堂先生的忠告：“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
余先生在文中借人之口对孔子“世上无仲尼、万古如长夜” 的恭维，更使人嘻哈失笑，令人发噱。大家不妨读读睿智的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的一段话：“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鲁迅还不客气的秉笔直书：“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与“全盘西化”的支持者，但我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文化历史的“文化反思者”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回避其血腥野蛮的一面。）古老中国文化的伟大和落后，都是客观存在的。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并不意味着我对真正优秀的中华文化有什么虚无、懦弱与自卑。恰恰相反，我对亘古永恒的中华文明有着来自内心的深情和骄傲，怀有一份去延续优秀文明的沉重使命感，并向世界去展示其博大的审美精神。我对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6种造字法中产生出来的中国方块字，向来情有独钟，对真、草、隶、篆的书法也从小习练。还心羡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的精神潇洒。我更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仍然有值得当代借鉴的价值。早在西周时期，古人就在精致高贵的青铜器里刻上铭文：“克哲厥德。”提醒为富者、为政者在任何环境下要果断地实践自己的德行。孔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却道人性本恶，继续争论很有益处嘛。对孔孟之道我并不一概否定，儒家学统的正面的因素也应该肯定，如主张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牺牲以践行“仁义礼智”、“礼义廉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身品格的修炼，实属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基因的一部份；生活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的孟子这些具有人格平等民主思想的话也说得很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目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所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更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精神励志。《吕氏春秋》上就讲“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恻隐之心向来被正统儒学视为良知的发端，隋代大儒王通更提出了“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不拿一部份老百姓的生命来换取整个天下）的伟大主张。而“礼运大同” 这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追求的政治文化理想，又被多少当代政治家、文化人所铭记与宣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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