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就这样忠实地传达原作的诗质和精神，而又不拘泥于原文，更没有掉进“直译的陷阱”。他充分意识到诗的翻译是一种有所损失但又必须有所“补偿”的艺术，有所损失，往往是指原作的节奏韵律（比如济慈的这首十四行诗）、词的丰富含义及其在该语种语言文化系统内的互文共鸣功能在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往往会失去，等等，因此穆旦会采用某种“墙外损失墙内补”的译诗策略。也只有以这种创造性的翻译，才能使原作失去的东西得到充分的“补偿”。
对穆旦的这种翻译诗学和翻译艺术，我们再来看他晚期对奥登《战时》组诗中一首诗的翻译，这是诗人为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写的十四行诗：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
并且象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Far from the heart of culture he was used：
Abandoned by his general and his lice，
Under a padded quilt he closed his eyes
And vanished。He will not be introduced
When this campaign is tidied into books：
No vital knowledge perished in his skull；
His jokes were stale；like wartime，he was dull；
His name is lost for ever like his looks.
He neither knew nor chose the Good，but taught us，
And added meaning like a comma，when
He turned to dust in China that our daughters
Be fit to love the earth，and not again
Disgraced before the dogs；that，where are waters，
Mountains and houses，may be also men.
对照原文，我们会发现穆旦的译文准确，通畅，后两节语感和节奏感的把握尤为出色，有的处理甚至比原诗更富有诗意，如他把原诗最后的“也能有人”（“may be also men”）译为“也能有人烟”，一词之易，平添了汉语本身的诗意和形象感。更“大胆”也更富有诗意的，是他所加上的原文中没有的“以便在他日”，这不仅使诗中的时空骤然变得开阔和深邃起来，也强化了原诗中的那种对在中国变为尘土的无名士兵的纪念之情。
这种“大胆”的创造性的翻译，这种带有一定“改写”性质的“诗人译诗”，很早就招来了责难。为此，穆旦曾以《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一文为自己的翻译做出了辩护（该文刊于《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这应是自1958年到逝世前穆旦所“侥幸”发表出的唯一的一篇东西）。丁一英对查译普希金的主要指责便是“不忠实”，以及与此相关的“不正确”。显然，正如查良铮（穆旦）在该文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以‘字对字、句对句、结构（句法的）对结构”的所谓译诗原则来进行挑剔和指责的。他的问题，也正如穆旦所说，是“把译诗工作简化为照象的复制，而没有把它看作是使用另一种语言（而且是诗的语言）尽可能精确地塑造原诗的形象的艺术，因此，他也就不肯承认译诗有创造性，亦即在字面上和原作脱节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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