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诗人穿透他所接受的一切而达到的人生和艺术的成熟。早年，他曾在《五月》一诗中写到现实“教了我鲁迅的杂文”，三十多年后，他所经历的人生、岁月和命运也教了他更多。如《苍蝇》这首诗，它让我们联想到闻一多《口供》的结尾“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联想到鲁迅《秋夜》中那些在窗玻璃上“丁丁的乱撞”的小飞虫，甚至也让我们联想到叶芝后期诗中“长腿蚊”的意象等等，但这仍是晚期的穆旦才能写出的诗，“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这一“猛烈的拍击”多么有份量！这完全是诗人自己归国后所承受的命运的悲怆的写照！他还需要刻意学什么吗？如果说他学到了什么，他从济慈的“大地的诗歌从不间断”这样的诗中，学到的是对宇宙中永恒力量的感应和领悟；他从叶芝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把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与一种反讽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同时也与一种悲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当然，这已不是在“学”了，这是他的全部生活使然。在1976年5月写给早年的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到“我记得咱们中学时代总爱谈点人生意义，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也可以说是已解决，那就是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了。没有意义倒也好，所以有些人只图吃吃喝喝，过一天享受一天。只有坚持意义，才会自甘其苦，而结果仍不过是空的”。
这写于文革尚未结束的岁月，这不仅表明了一种少见的独立和清醒，也显现了一代知识分子漫长、曲折、痛苦的心路历程。这里有它难言的苦涩，但也有着迷惘中的追寻。作为一个一生追求价值和意义并“自甘其苦”的诗人，穆旦就这样穿过时代的癲狂和愚昧，而独自把他的痛苦追问带入了生命的暮年。他就如同他译笔下的那一片“荒原”，在等待着雨。
这是穆旦晚期重新开始创作的背景，也是他晚期译诗的背景。
作为诗人翻译家，穆旦晚年最重要的贡献是《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1973年，他得到一本周珏良转赠的从美国带来的西方现代诗选，他又回到早年曾对他产生影响的那些诗人那里了。在1975给杜运燮的信中他这样说“读奥顿，又有新体会”，“Auden仍是我最喜爱的”。11这真是耐人寻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经半生、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所达到的诗的“回归”。这不仅是对所喜爱诗人的认同，也是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是在被历史的力量所左右并经历了种种怀疑甚或自我放弃后，对一生的求索所达到的最终肯定。
在今天看来，诗人于1973—1976年间所倾心翻译的《英国现代诗选》，无论对穆旦本人还是对中国现代诗歌，都是一个极重要的诗学事件。
首先，这种翻译体现了相当清醒、自觉的诗学意识。在这前后，诗人已看透了文革期间那一套虚假的意识形态及其假大空诗歌，并想通过翻译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在他逝世前给杜运燮的信中他就这样明确地说：“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读者会看到：原来诗可以如此写。”而在早些时候给杜运燮的信中他还这样说“我相信中国的新诗如不接受外国影响则弄不出有意思的结果。这种拜伦诗很有用途，可发挥相当影响，不只在形式，尤在内容，即诗思的深度上起作用。”12
这也就是穆旦这样的诗人翻译家和其他译者的一个区别：他的翻译和他所关注的创作和诗学问题深刻相关，和他自身的需要及其对时代的深切关注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通过他的翻译所期望的，正是一种“真正的诗”在他的时代的回归。
正因此，《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有别于诗人五十年代对普希金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翻译。他在翻译时完全撇开了接受上的考虑（他那时没有想到它能出版，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尝试）。他在翻译它时为我们展现的，完全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和翻译家的“本来面貌”。他不再像过去翻译外国诗人时，在译序和注解中频频加入一些适应出版需要的批判性言辞。它不是“供批判使用”的，它也不是“客观介绍”。只要我们细心阅读就知道，他翻译的这些西方现代诗歌，深深体现了他对他一生所认定的诗歌价值的深刻理解、高度认同和心血浇铸。
因此完全可以说，诗人对《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是一次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回归（虽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或者说，它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在今天看来，我仍认为“现代性”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和诗歌的最主要命题，当然，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它同时也是一个极艰难的命题。正是在这种对“现代性”的追求被不断扭曲和中断的背景下，穆旦对西方现代诗的翻译显现出了它的意义。更可贵的是译者的自觉。在1975年9月给郭保卫的信中，穆旦就明确谈到了“现代派”及其意义，他引证了他早期的一首诗，说它“是仿外国现代派写成的，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它是一种冲破旧套的新表现方式”。
这是穆旦在一个蒙昧的年代对一个尚不知“现代派”为何物的文学青年的信。他不仅谈论现代派，他还要借助于他对叶芝、艾略特、奥顿等诗人的翻译，帮助那时的人们摆脱文革时期那一套意识形态和语言文体，也摆脱已支配了新诗创作很多年的那一套陈词滥调。他知道（哪怕他没有明确说出来），他所从事的工作，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启蒙”。
从这个意义上，在那个年代，不仅有暗流涌动的早期朦胧诗，还有着穆旦这样的翻译。它们共同预示着文革后期一次诗的真正觉醒和回归。
《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本身就是一次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诗学实践。如果说穆旦在五十年代的翻译多少还有点照顾本土读者的接受习惯，他这一次的翻译，则真正体现了“一种冲破旧套的新表现方式”。他完全是在用一种现代主义式的语言文体在翻译。如果说百年来中国对西方的翻译可分为“归化的翻译”与“异化的翻译”两类，《英国现代诗选》的翻译正属于后者。他不仅有意选择对本国读者难度最大、也最具有美学挑战性的文本来译，他的翻译，从语言形式结构到修辞、用词和运思方式，也都尽量“存异”，甚至有意识强调、突出西方诗的某些特质。他不惜打破本土语言规范和审美习惯，以使这些译作成为“现代性”的载体。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