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目前掌握的资料，事象一词，从语源上看，最早在文学言论中使用这一词汇的是鲁迅，他在《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1926年）：“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鲁迅这里用的“事象”一词词义被《汉典》解释为“事物的形象”，也就是说他说的“事象”是指“‘事’和‘物’的形象”（包括了意象）——我说的“事象”一词只包括“事”的形象而不包括“物”的形象。巴金在他的小说《爱情三部曲·雨》（1932年）小说里写过一句：“她有一颗纯白的心，不知道这社会上的种种事象。”，这句话中的“事象”的意思和我说的“事象”的意思基本相当——它就是指与人有关的种种“事情，现象”（当然，事象一词还在中国的古命相学、哲学和地理研究中有所使用，我也曾在一篇90年代的诗歌评论文章中见到过有人用“事象”概念来探讨艾青的作品。其词源流变待考。）
在诗歌写作中，此在主义者首先把“事象”上升为与“意象”相对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可以说，“事象”，是此在主义诗歌流派贡献给21世纪中国当代诗学的一个新美学观念、立场和文学价值观。作为一种诗歌写作方法论范畴的“事象”概念，是由此在主义诗歌流派率先予以命名、推崇、倡导并予大力实践的，并在此在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而，“此在主义”诗派又被称为“事象主义”诗派。2006年，我给“事象”下了一个定义：“事象就是以人物的社会生存活动为艺术形象来表现、呈现人的存在的艺术手法或艺术形象组织”；我也对其进行了粗略分类；同时总结出了此在主义“事象”写作——“以事构象（呈史）”——的10条原则（参见《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用自己的汉语言语》一文）。
作为一种诗歌形象基本的构造元素，同“意象”一样，“事象”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诗（poem）”这一文学体裁的诞生日就是“事象”的诞生日；或者说，“事象”、“意象”作为两种维度不同的形象，与“诗”同生、共在。我们甚至可以据此把古今诗歌分为“事象诗”和“意象诗”两大类（这样去看前人的作品，你会有不少新的阅读收获）。目前发现的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古老的诗是上古炎黄时代流传下来的《弹歌》（见《吴越春秋》）：“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是最早的“事象诗”，全诗用8个字符形象地记载了古人狩猎事件，呈现了先民的生存动态。后来的《诗经》中的《氓》、汉代乐府的《上山采蘼芜》和汉代建安年间的《孔雀东南飞》等一些篇什就是“事象诗”的古典文本。显然，中国诗歌从古至今形成了重“意象”而轻“事象”的传统，重意象，就自然衍生出了以“载道”、“言志”为主旨的 “意象—生命体验语码谱系”的书面语风格体系和口语风格体系。可以说，中国古典诗歌乃至现代、当代诗歌的精华和成就，主要体现在“意象诗”上，这些诗歌的主体形象多数都是由山水、花鸟等自然物态构成的农耕文化意象和生命哲学意象。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的古代的“事象诗”似乎欠“发达”，“事象”在诗歌中的展布不够广泛，营造“事象”的技艺也未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一状况在“口语诗潮”出现后有所改观，口语诗人们抛弃了“知识分子写作”梦想的、未能实现的“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叙事”，事象成为当代诗歌形象的主体，但绝大多数诗人作品“体事取象”的方式多局限于“一根筋”式的单线叙述的层面，“事象”维度的多种可能性和巨大的艺术魅力与能量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因此，我曾特别提醒流派的诗人们要“多维度、多时空、多轴心、立体地呈现事象及其蕴含的丰富信息量，反对单一（中心、线性逻辑）、单向、平面、肤浅、完整、封闭”，要“使诗文本中的事象具有与人类社会形态同一的结构、性质、层次、变化、动态，尤其是要具有深度、广度，从而使事象不失实在性、现场性、荒诞性”（参见《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用自己的汉语言语》一文）。
“自主语言”和 “事象”是两个可以独立应用的诗学观念。“自主语言”可以呈现“意象”，也可以呈现“事象”，反之“意象”和“事象”都可以用“自主语言”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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