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说一点，我们知道应天齐先生的作品主要是从《西递村系列》之后发生了一个转折，也就是说他的艺术成熟是通过《西递村系列》往后的一个不断的发展。这批作品是出现在八十年代末，我印象当中八十年代后期一些版画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带有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是出现了版画艺术整体倾向带有一种形而上、超现实主义的特征。为什么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它区别于当时85以后一种闹哄哄的环境，突然间出现一种很静穆、很肃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并存在三十年代当代艺术进程当中，其实是两条路，一个是视觉方面的，就是静悄悄的革命，还有一种是花里胡哨很热闹的视觉，应天齐先生走了静悄悄的发生一些变革。还有两条路：一个往回走，当然我们称之为寻根或者是过去叫“行动文学”，还有一种就是极大的前卫。应先生的作品还是从“寻根”这条路出来的，也就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连续初集体的还乡开始走出一种超现实的或者是把这样的一种印象通过视觉提高到一种抽象的层面，我说的是视觉的抽象，也就是说他提供给我们的视觉让我们对我们自身的文明也好，对自身有一种膨胀，由此想到整个二十世纪以来，无论是“五四”还是到八十年代的两次新潮运动或者两次西方运动，其实一直并行着两条这样的线索，最典型的我们知道“五四”以后鲁迅有一篇小说叫故乡，最典型的就是朱自清的《背影》，我们始终能够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撕裂当中不停地在回眸，这种回眸又加大了内心的撕裂，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特殊，之所以在今天她区别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或者是很多的文化，就在于一方面她有着几千年庞大的文明，同时在一百多年来我们遭遇了另外一种，在这样两种情绪当中的撕裂，纠葛也好、撕裂也好，这样一种东西使它产生了一种不同的东西，今天的艺术也好、文化也好，它既不是转动文化当中的艺术也不是西方的，是在两种拉锯之中产生的东西，作为应天齐先生提供给我们一个面，我看了展览之后知道应天齐先生有很多路，也就是没有给我们一条明确的方向，比如装置是他的作品未来可以开拓的一条路。再比方说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再往前走有可能会走向抽象主义。还有一种是对材料的运用，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走到像基弗，可能往那方面拓展。也就是说应先生的作品从目前来说还处在一种纠葛当中，当然这种纠葛是好处，就是从下边，比如说这个展览之后应先生怎么走或者以后会提供我们一种什么样的视觉特征，这也是我特别期待看到的，从整体而言，应先生这几十年的一个艺术脉络来说，他提供给我们一种文化的凭吊，而且在这个领域应先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就说这些，谢谢！
王林：谢谢杨卫，还有一点时间，在座其他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应先生也在这儿，我们发言的批评家绝大多数也都在这儿。
刘骁纯：我问一下你画面上的木纹是画的还是表现什么材料？
应天齐：我其实多少年来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失存的东西变成艺术，你们可能只知道《西递版画》，其实《西递版画》是用了很多木质材料做出的，比如说皮，就是我们过去做家具要去的一层皮，我去买这种皮，就贴出了西递村的那个墙，那些残缺的墙是用头发、沙石，用的最多的是装饰墙纸，我曾经有一度跑到卖墙纸的店是买各种机理墙纸，然后贴成一个墙面，我一直干这个事情，把一个真实的东西变成一个虚拟的东西，在我的画里边，刚才你们提到抽象和具象的问题，我一直也在干一件事情，一个貌似写实的东西和一个绝对不写实的抽象的构成的画面，给它做一个价值。曾经有一个西方画家说我“你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特别具象、特别写实的东西和一个特别抽象，看似两个绝对不可能放在一起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起，而且还很完整”，这当然是画家的话，不是理论家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很难，没有可能，就拿我现在墙上放的这块真实的墙面，可能像水墨临下来，可能我再把一个局部放大，放到什么都不要，它又变成抽象了，就是你们说的“纯抽象”，我不知道，我这个实验，我不想放弃，我觉得挺好玩，我已经实验了三十年，为什么要放弃呢？我个人是这样的想法，为什么说它一定是抽象、一定是具象，这个并不重要。
第二，徽州文化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外国人进来不会知道是徽州文化，他不会分得那么细，当然中国的理论家会认为这是徽州文化，因为你了解中国。我觉得这种无关紧要。我在威尼斯曾经用照相机对准一个残破的墙面拍下来以后我在电脑上放大一块，哇！跟西递村的墙面是一模一样的，于是我立刻打通了，我认为这个是什么并不重要，不知道刘先生你问的是技术问题还是观念问题？
技术就是这样，我把木皮贴到板上，我的水印版画运用的技术方式就是把颜色调上浆糊厚厚地涂到板上，然后塑料刮片把它刮掉，就是擦板，所有颜色都嵌上去，铜版画擦板就是把颜色堆到铜版上，擦到全是颜色的时候上漆，我这个用一个片子在上面刮犹如擦板，塑料片会刮得很精细，再加上纸又是湿的，纸在湿的时候反映痕迹特别敏感，一个湿麻布和一个干麻布放在桌上，桌上有一种文字，第二天早晨会印在上面，哪怕麻布袋一点点潮气，第二天都是这样，就说明水印纸里含有一点点潮气，所以我能够印得那样精细。我觉得真正的我可以用画笔甚至用西方的艺术的混合材料再现这个痕迹的时候又比水印版画来得更为自由，于是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式。
刘骁纯：你想跟大家说点儿什么。
王林：我们就请应先生坐到上边来，我本来有安排，最后要请应先生说两句，你就到上边来，这里有话筒。
刘骁纯：好好地说一下。
应天齐：我比较边缘，我在安徽做西递村的时候，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你们知道安徽比较保守，你们数一数在安徽还有那一个当代艺术家，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安徽这个地域还有哪些艺术家？所以在那里没有对话，我就在一个孤独的比较封闭的地方做我的《西递》版画。后来我选择深圳，我觉得深圳跟安徽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很孤独。前不久苏新平到深圳去说应天齐最近哪儿去了？这个人消失了，其实我在那儿画画呢，我挺喜欢这种没有干扰很孤独的思考和创作。我不大在意要中心、要怎么样的。没有了（笑）
王林：我以为里刚说个开头呢。
应天齐：好多人觉得我特别奇怪，说这个人“文革”陷的这么深，现在这么大年纪还往当代里边拱，而且拱得又很有劲，我只想说我真的不在意什么，我就是干得特别带劲。我觉得艺术家有两个东西就好：一个就是你是否真实；第二个就是你是否真诚，有了这两条我就开心，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今天非常感谢。
王林：应天齐最后这句话跟在深圳美术馆说的那个是异曲同工，他当时说的是他是劳动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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