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你在这做广告，本来是应该交广告费的。但是我听着还是觉得你对这个市场有点太乐观，所以广告费还是先给你留着吧。因为我们以前也办过中国校园文学，后来分出去了，尽管概念也类似于你们《少年作家》，运作方式也差不多，但是我知道他们是相当地艰苦，现在干老也干这个，他知道其中的甘苦。现在南帆。
南帆：我来谈一些感想。不久前我还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学术会议，和另一些学科的学者在一起，因为在笼统的社会科学里面，文学也算其中之一了，虽然严格地说可能不太算，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一起开会。跟其他学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意识到文学是一门非常小的学科。大家去研究一下，经济学究竟有多少刊物，那数量可能会大到吓你一跳，非常之多。所以说在我们这些做社会科学的人中间常常说经济学是帝国主义，他们是非常大、非常多的。在会议上听他们发言有时就会觉得讲的都是国家大事，都是讲几百个亿的资金流向，而我们讲一些吟风弄月，平平仄仄的人坐在这儿干吗？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坐在他们中间有什么用，要不干脆就出去，不要坐在这个位置上，要不就老实听着，但是他们还要叫我讲话，所以我就必须想明白，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们这些写的那些文字，究竟对整个社会、对生活有哪些意义。但后来我也就听出一些问题来了，比如说讲经济学，有时候听到经济学家慷慨激昂地讲，比如说今年GDP增长10%，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所说的增长10%我见到的哪一个人收入平均增加10%的？可能有些人增加了20%，有些还要大，增加100%。可是我们家隔壁的工人他只增了2%，或者他只收入很少甚至没有增长，那么他不高兴了，夫妻在家里就吵起来了，孩子上学没有学费，吵起来之后两个人打到街上去了，邻居就去劝架，劝架的时候家里又和邻居吵起来了，那么这些事归谁管？对社会来说，对历史来说，GDP增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论断，那么后面那些事有意义吗？就是一个吵架，平静，然后事件就结束了，如果没有结束的话，那么后面这件事归谁管，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事归我们文学管。这是一个日常生活领域，里面充满了非常细小的、琐碎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不要把历史完全想象为就是GDP增长10%那些巨大的数字、那些平均数，但是社会每个角落还有很多很具体的生动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我们现代文学经常关注的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解放，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我也觉得在文学的今天来说它仍然关心这个问题，那它对人的解放它可能关心很细的层面上，有时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压迫和解放，而是一种压抑和解放。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人他生活在非常好的社会之中，整个外部环境、社会环境都非常好，可是他老婆和他丈母娘对他不好，他天天一回家就得看各种各样的脸色，最后就得吵架，这个人生活肯定不幸福。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人的压迫、解放，人的理解要回到这个日常的生活、具体的生活情景中间。这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我对其他学科的观察，文学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常常说作家特别是小说家常常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在这个领域之内非常明智，在这个领域之内他跟数学家、哲学家比起来是显得比较聪明的，而那些大理论家有时回到这种日常生活领域，我们就觉得他们好像脑子不是特别好用了，用吴玄骂人的话来说就是：很傻。为什么呢，他们的理论在宏观的视野上对整个社会、对人类有非常好的想法，但是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他们也不知所措，他们的理论是不知道落在哪个地方，进不了我们日常生活，进不了衣食住行，但这后面这个领域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文学在关注这个里面，我觉得是最有力的。所以刚才老孟说有一些思想家不怎么了解文学就凭借着几个概念，比较随便地批评文学，我觉得他们这个做法是不太负责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文学可以有更多的期待。我们最爱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大师，讨论也经常没头没脑的。本来大师应该先定出标准，五条还是八条，然后一个个往上套，是了，就是大师，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列出大师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无数人在那儿感叹，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没有大师了。我就不知道大师的标准是什么，这是颠倒的一种讨论，我觉得我们今天随意地批评文学也是这样。我觉得文学目前为止，在现有的道路上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对一个很正常的成长的孩子当然也可以对他有各种各样很高的期待，比如说去当总理，去联合国当秘书长，都可以有这个期待，但你不要说他没当成秘书长就骂个狗血喷头，那很正常。我觉得目前的文学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可以对它有各种各样的期待，但是，我们应该以正常的文学，或者从时代上它在发挥它正常作用的文学来衡量它，就是这样。
李敬泽：南帆的意见我是非常赞同的，我现在是在党校学习，经常一开会坐一圈都是党政高官，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说：文学家你说说。我就知道，意思就是不靠谱的人也来说说吧。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就一定要压住我的心虚，使劲地、理直气壮地来论证其实他们也是不靠谱的，这个文学的观点在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我之所以现在特别不乐意老谈文学期刊的困境啊，文学的困境啊，是因为有时候预言是会实现的，就像你老指着一个人说肺结核和癌症，你看他迟早就会得，这个倒不是说咱们脆弱到这个程度，而是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有什么困境或者怎么样，而在于文学要在我们的整个公共空间，整个社会公众面前，有力地伸张自己的价值；而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还在相信文学有不可剥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理直气壮地伸张。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更大的考验。下面哪位？
李师东：这里面文学期刊的可谈的多了，碰到一起，可以谈文学期刊的生存问题，《西湖》的起点比较高，不谈现状，一开始就谈未来。 我办文学刊物大概也办了25年了。
李敬泽：咱们四个加起来就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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