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东：100年，百岁老人了。从80年代到新世纪，我当时做编辑的时候，当时的文学期刊，跟现在感觉完全不同。就传统的理解上面，文学期刊一般呢它有这么几个功能：它是文学作品的主要承载者，一个呢是文学活动的主要操作者，还有一个呢是文学潮流的主要创造者。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文学期刊，这几个功能是比较健全的，但是后来这些功能越来越弱化，越来越丧失。文学期刊经过了三个时期，这个我跟敬泽也聊过，80年代的底层时期，90年代的边缘时期，到新世纪的萌生时期。我们出版社编了一套60年中国青春小说经典，80年代之前的小说好评定，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文学期刊主要是以说法、口号取胜，新世纪的话可能还是一种坚守，一种求变。而现在文学期刊的处境呢，在我理解，是一个生存问题。刚才王干说得非常好，咱们现在是很多地方，很多行业，包括咱们的主管部门搞文学刊物，是当品牌的，也花不了多少钱，这是一种运作方式。但现在办文学期刊的部门，一个是咱们的行业，作协、文联系统，还有一个出版社。作协、文联系统里呢，每一个领导肯定不会在自己手下把杂志砸了，但是出版社里面，它现在就在改制，所以文学期刊在出版社的生存，恐怕会有它的问题。它考虑第一本身不管你重不重要，但是你作为企业的一个生产部门，有一个生存问题。生存问题对文学期刊来说，有的解决得很好，比方说《北京文学》它得天独厚，我听他们社长说，北京市委宣传部给他们的拨款是四百多万一年，所以它就有充分的精力，充分的投入去办一本纯正的文学。包括最近的《小说月报》评奖，我看《北京文学》上的篇幅很多，它没有其他后顾之忧，但是其他的刊物即使是全额拨款，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自然生存方面，对我们文学刊物来说，能够像《北京文学》一样受到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并不多。所以生存问题对我们文学刊物来说是一个压力。
李敬泽：谢谢师东。刚才呢一直都是文学期刊的编辑在说话，但是实际在我们这个文学生态中，文学期刊是其中一个环节，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有读者和作者，我觉得我们在场的今天上午的这三位得奖的状元，应该推举一个代表，就这个话题，发表一些意见，或者是海飞，或者是东君，或者文珍，——就文珍吧。
文珍：能不能稍微等一会儿，我没有准备好。
众：（笑）
李敬泽：那你准备吧。下面哪位？老贺吧。
贺绍俊：我虽然也办过文学期刊，文学报刊，但现在已经脱离了，刚才身处文学期刊的人谈文学期刊，肯定是很有感悟的，那么我脱离了文学期刊，我觉得我就可以不像他们那样发言，感觉到身处困难什么的，而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玄学问题来谈。
李敬泽：我们的穴位现在变成你的玄学。
众：（笑） 贺绍俊：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当代文学它以新中国为标志，叫做当代文学，那么当代文学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文学。那么我就想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文学是什么。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办了很多文学期刊，所以文学期刊意义很重大啊，你们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好像公开的有差不多上千种文学期刊吧？
李敬泽：数百种。
贺绍俊：八九百种有没有？
李敬泽：两百多种。
贺绍俊：不是，期刊是九千多种，文学期刊是二百多种是吧？
贺绍俊：不管怎么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还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一个国家有这么多文学期刊。问题还不是说有这么多文学期刊，而是这些文学期刊形成的这样一种体制。中国的文学期刊肯定是和国外的文学期刊不一样的，文学期刊在外国可能就是自发的、自生自灭的，而中国的文学期刊是形成了一种体制的。所以我觉得文学期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的一种方向和生命的形态。这个有点是谈玄学吧？但是我觉得呢，强调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实际上文学期刊的体制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组织性和目的性。从1949年开第一次文代会的时候，周扬的讲话就强调，实际上当代文学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一种文学，具有组织性和目的性，当代文学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这种组织性和目的性又和文学的自由精神和它的个人精神相冲突。我觉得这两种冲突构成了一种张力，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就是这种张力造成的，那么文学期刊呢，肯定这种张力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力量，或者说文学期刊是这两种力量角斗、抗衡的平台，所以我觉得单纯谈文学期刊的生存，还不见得能触及到它的一个本质问题。所以文学期刊它在每个时代的不同的特点决定了文学的特点，你比如说五四年代可能是那种文学期刊的组织性和目的性更强，那它在当代文学表现的特征就不一样。60年的这样一个经历它就像一个大的熔炉，就把文学期刊炼成了一个具有独立真身的生命体，所以到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为什么不一样，这同文学期刊的形态不一样是很有关系的。那么我觉得90年代以来文学精神，文学品质，基本上是由文学期刊保留延生的，就是90年代这样一个市场化经济大潮对文学的冲击非常大，但是正好是有文学期刊这样一个经过60年的磨炼的独立的生命体存在在那儿，才能够比较好地保留了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文学期刊和文学未来，还是很有意义的，这背后可能也有一种危机感，或者是因这种独立的觉悟性，会使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因为危机感还是因为这种觉悟，让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说是危机感呢，现在比如说文学期刊的生存，现在肯定是比90年代以来要有所改善，我不知道说这种话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90年代那个时候是最混乱的年代，现在好像是社会有所改善了。但是危机感我觉得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我觉得有两个大的变革是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就是90年代中国做了一个大事，就是国企改革。90年代整个10年都在做这个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性质，但这个话到底要怎么表述更准确我也不清楚。过去的计划经济肯定是大大打了折扣了，或者是已经被推到后面去了，那么计划经济后面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我觉得也打了折扣了，就是它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性质可能是要重新阐释了。这个变革对中国社会来说绝对是个很重要的变革，新世纪以后，正在酝酿着另外一场变革，这个变革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谈的事业单位的改革。事业单位的改革实际上就涉及到文学期刊以后的出路，以后的变化的方向。那我觉得事业单位改革它的影响力并不亚于90年代的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触动的是经济的问题，事业单位的改革我觉得这对于文学期刊来说可能是会有一种危机感，但是也会提供一种新的生存的境遇。就是也有可能在这个程度上你可以化蛹为蝶，文学期刊作为真正的一个独立文学的生命体的话，它真正来传承文学精神、文学品质，它在这样一种变革中间，它可能会走得更远，做得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如要把文学期刊和文学未来放在一起讨论的话，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好事，也可能孕育着我们的前景会更加好，那么我就这么把它当学术问题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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