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刚才洪老师说的是我一直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虽然我并不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但也看了很多文学期刊，而且我是出版社的，我们社的刊物是《当代》，《当代》杂志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它和一般的文学期刊可能定位还不太一样，它是定位在比较市场化，比较生活化，这个就让我想起——
洪治纲：我猜那个《当代》这些刊物适合我们这些年龄就够了，它不适合80后。
文珍：不不，不一定，因为有很多同龄人也在看。但是和别的期刊不一样，他们可能会觉得《当代》里面没有新的东西。事实上我觉得文学期刊之所以存在，就是一帮同人为了兴趣，为了他们的一个所谓文学追求，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刊物。所以洪老师说的《鲤》，还有《最小说》这些，他们是很像当年的《新青年》、《无轨电车》一样，他们肯定不是那么崇高的一个追求——为了时代，为了革命啊，但是他们肯定有自己坚持的一个文学趣味和一个定向，特别像《鲤》，它每一期都会出一个孤独、暧昧、谎言的主题——
李敬泽：给我感觉，比我们很多所谓纯文学期刊还要纯得多。
文珍：对对，它的文学趣味很有东西。而且就像时代是在变迁，所以，就好像现在网络威胁、大众文学那么泛滥，那么多，这个时候其实文学期刊不应该是没落，而应该更加坚持精英的立场，就应该至少告诉大众，好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参与意识，而不是维持自己高高在上象牙塔的地位，我们应该对时代有更多的参与感。很多人跟我说到当代小说就会说现在出了些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个圈子太那个……就好像一帮人在自己跟自己玩，但是看《鲤》的很多人可能不是那个圈子的，他们是当代的同龄人，他们觉得那就是生活，就是他们面临的生活的困境，然后《鲤》也会介绍很多国外的当代的青春的东西，它们有很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我觉得文学期刊的困境可能在于不能够一直是自己跟自己玩，应该……
洪治纲：但老百姓不一样的，现在老百姓谁去买刊物？
文珍：但是我们书摊上卖掉的刊物并不少，放眼望去全都是《最小说》、《鲤》什么的，非常多，他们也都会去买，并不能说那些买的孩子或者青年读者趣味很低下，就喜欢这种快餐，不是这样的，他们看的时候很感动。
洪治纲：它（文学期刊）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你和《鲤》啊什么的怎么比？
文珍：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觉得像刚才邵师姐说的，资本进入文学市场，现在出版社也遇到非常多的困境，它就是不如民营书商对市场对时代的把握那么准确，我觉得民营书商他们会缺少我们这么纯正的文学趣味——至少大家是这么认为的，但他们有很明确的时代感和参与意识，我觉得这两者结合起来应该会相当有趣，不应该把自己圈囿于专家学者的身份，然后越来越窄，然后对这个时代的影响越来越小。我觉得《当代》、《收获》、《人民文学》都自己有自己的定位，但稍微小点的文学期刊它的定位是很模糊的，就没有办法对当下形成一个文学影响力，只是几个熟悉的名字出来出去，比如说这个作者在《收获》上发过，可能很多小的杂志不管他写得怎么样它都发了，这就是一个圈子，总是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我们在《北大评刊》的时候，总是在一年之内看到一个作者很多很多次，然后良莠不齐，他有些作品是不应该被发表的，但是大家已经把他接受为了这个圈子的成员，然后大家就开始玩很寂寞的游戏，大概就是这样。
李敬泽：我非常赞同文珍的这个看法，我觉得文学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有力地进入我们的公共生活，因为你像《最小说》，《鲤》啊，它实际上是和它的读者一起构成了一个小说公共空间，在那里面那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但是你说我们哪一个文学期刊做到了这一点？或者从整体上我们的文学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当然我某种程度上和洪治纲意见也不一致，我认为他是把80后妖魔化了，而且对方做了一个总体化的承认，就是80后是个什么样子的不可理解的妖魔鬼怪、洪水猛兽。我认为第一不要忘记80后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他们三十多四十多的时候不会再看《最小说》了，而且是不是真的提供了新的美学标准我们也不可仓促言之，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问题始终就是一个对变化的过程的崇拜和仓促地顺应一切变化，不管这个变化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前些天我碰到了一个法国朋友，他带了一个90后的孩子，我就跟他谈了谈，谈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和那个法国90后孩子很有共同语言。那么我就想在我们中国，是不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新人类的时候，第一大家急于指认一个新人类，第二，这个新人类如果和我们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联系，没有根基，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都也有一份严重的责任，就是说，如果我们作为他们的兄长，作为他们的教师，作为他们的长辈，我们都没有勇气坚持说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那么我觉得在未来的文化处境中，的确我们没有生存下去的必要和权力。那么，下面我们请晶明。
阎晶明：我觉得谈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应该再加上四个字，就是“有关系吗”？其实讨论的是有没有关系的问题，我感觉现在讨论文学特别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跟20年前讨论那个中医差不多，就是讨论西医对中医的冲击。讨论中医的时候，最后大家讨论出来的不是一个中医的学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所以叫做祖国医学，不能叫中医了。所以在医理上它就要讲祖国医学什么什么，要显示出比西医更加高明，更加早期的一种架势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从中医发展的角度来说，现在保护祖国医学这个话题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中医依然存在，为什么？中医它在养生学方面就获得非常大的空间，西医可以去治病，比如说咱们看电视节目，谈那些致命疾病的都是西医，301医院啊，协和什么的，但是谈养生都是用的中医理论。其实刚才你们说的那些刊物我一个也没看过，但我想象中，他们其实在这个新的文学期刊里面可能就起到了文学养生学这样一种作用，比如说有的是起美容作用的，有的是有利于前列腺的（众笑），有的是洗肺的，都有。这种它是一个专业功能，你没有这个肺病的话，可能它那本杂志首先你就不关心，但你一旦有了这问题，你就会关心，也就看懂了。其实中医从五四开始，鲁迅就痛斥中医，当然他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的，但是真正中医的危机是在西医进来之后，其实现在网络、电视啊对文学期刊的冲击就相当于西医对中医的那种挤压，最后它肯定要找到一个管道冲出去，我个人是觉得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像《收获.》、《人民文学》这种在中国相当于《中医学》，《中医杂志》，是国家刊物必须有的，但是剩下的那个，就要从美容啊，足疗啊（众笑），从这些角度来考虑问题。在火锅里面，在饮料里面，酒里面，在这个饮食里，从这些里面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前一段《文艺报》创研部开了一个会，讨论当前文学发展趋势，当前文学趋势倒没有讨论出一个好结果，但我觉得抓住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再纠缠于网络文学怎么样，而是讨论网络时代的文学命运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扭转，为什么呢，就是说，当网络文学这种东西出来之后，就我来说，你的内心会非常矛盾与复杂，你不愿意去捧它，说这个好那个好，当然也有这种人但我不是，但是呢你也不好去批驳它，因为第一它是新生事物，第二它跟新的技术新的时代发展趋势跟大众的要求相结合，你要弄的话，好像满清的流亡贵族一样，在那儿讨论这些问题，就觉得有点守墓人一样的感觉。当时，我们上次那个讨论结束后，我觉得大家写的文章基本上就是，在网络时代，文学到底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这种新的格局当中，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那么这种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大家就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至少把我那些很烦的问题就抛出去了。因为其实对网络文学这种东西它的社会意义，它的未来价值，谁也不能现在就去下结论的。
李敬泽：那就传给鲁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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