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现在我要行使主持人的权力，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没有发言的只要点到就必须发，第二个发言要简短，我们现在的重点是——一定要谈文学期刊的话也要和文学未来联系起来，大家不要诉苦了，不要让会议纪要，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是诉苦。好，现在哪位，邵教授吧？
邵燕君：我今天不太敢先讲话，是因为我那个特悲观，我是感到文学期刊的危机感挺强的。我刚写的一个文章就是传统文学体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形成，其中传统文学提到的就主要是文学期刊的问题，很多老师都已经谈到，文学期刊的历史，它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文学形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建立的这么一个基本上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配套的一个网状的结构中，传统说的那个主流文学，基本上是以文学期刊为核心的，它本来承担一些功能——意识形态主渠道的功能，另外是审美的教育功能，还有培养作家的功能。那么这样从文学期刊作为一个中枢来讲，它本身应该是联系着作家——职业作家和业余作家和庞大的读者群的这样一个体制。我是觉得这两方面现在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原来的专业和业余作家这样一个体制的解体，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80年代以来跟读者亲密关系的解体，文学期刊处于一个老龄化和圈子化的这样一个问题。也许现在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要比90年代乐观一些，因为90年代是市场化，被推向市场，那我们今天更多的有一个体制性的这样一个力量的存在，但是这个存在是不是更多地得力于10年来中国的高经济成长这样一种政策性扶持，如果说它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存在的话，我们还是必须得考虑，先不说这样一种评论，就是我们还先考虑的是文学期刊它作为一种国家体制文学的主要阵地的话，它还多大程度上承担着意识形态的职能。尤其是现在，比如说是在电视剧兴起的这样一个局势下，我觉得很多原来由文学期刊、长篇小说承担的功能，比如说历史建构功能，反映现实的功能，教育人民的功能，现在都被电视剧取代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学期刊作为一种当年为文学体制建制而存在的功能不存在了的话，它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存在，这个让我感到一些危机感。另外就是说如果不是大众文学，因为你要在文学体制下存在必须是一种大众文学，跟国家的民众有关系，如果不是大众文学，我们回到小众的文学，就是只是审美功能，只回到文学自身的话，期刊需要一个更稳定的核心读者群体，就是恢复它同人的这样一种刊物。那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80年代文学变革以后进入到回到文学自身之后，有效地建立起一个核心读者群，这个读者群是一个可以互动的、年轻的、有新陈代谢机制健全的，可以在纯文学意义上继续生长的一个核心读者群，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如果改换了文学期刊的功能和定位后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关注到的网络文学，青春写作，那就是另外的一种，原来我们的一统天下现在按照白烨老师的说法是三分天下，那么在这样一个冲击之下，它不仅面临着审美之争、体制之争，而且是一个媒介之争，我们知道人类面对媒介更新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力量阻挡的，一旦有新的媒介革命产生的时候，它的新的形态就会带进来，那么今天的网络文学不仅是载体的变化，更是一套文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变化，那么今天其实面临着这样一种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文学期刊确实需要一个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意义，和它的形态的问题，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80年代的较量里面更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纯文学之间的，今天最大一个较量对象是资本，就是资本它在文学中的作用。能够跟资本对抗的是谁，反而不一定是文学，而是政府、政权、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期刊可能有它的新的定位，就是和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它的政策和资本的对抗之中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定位，那我觉得如果从未来来讲，文学期刊如何在这种变换的格局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建立自己的读者群，实现自己的文化功能，这样一个未来的新的变局。
李敬泽：谢谢，我觉得邵教授谈到了文学期刊和文学未来这样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而且我觉得也不光是文学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打算作为报复，也要写一篇文章，谈一谈我们的历史学教授、文学教授、哲学教授可以取消，因为我们有了百家讲坛，这个确实我们现在面临挑战很大，夏烈，你是投奔了资本阵营啊，作为资方代表一会儿要讲话。
夏烈：我一定作为资方代表发言。（笑）
李敬泽：下面哪位？治纲？
洪治纲： 我刚才听到邵燕君讲到这个媒介的问题，很有感触，我觉得现在可能不光光只是网络媒介对文学的一个夹击问题，其实很大的一个变革。迈克?卢汉斯说：信息即危机。我的感觉，媒介即权利。就是现在的新媒介出现以后，它完全改变了印刷媒介的模式，这个模式里面它最大的问题可能不光是把这种文字的存在方式或者说娱乐方式改变了，还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改变了我们的生存观念。现在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普通平民，他都要求平等权、话语权了，所以这个民间的话语权的一个充分的扩张，它的即时性、娱乐性和大众化，还有包括那种隐含的草根性、平民性、民间性，都浮出了水面，那么这些东西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一个整个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个生存方式和观念的变化里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文化形态都要产生变化，这个里面，我读过几本书，一本是波斯特的《第二媒介》，还有一本就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娱乐至死》我觉得它讲得挺有意思的，它用两个比喻来说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前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的文化的流布是奥威尔式的，所谓奥威尔式的就是指因为那个时代的媒介是印刷媒介，所以知识控制在少数专权人手里，所以它就会导致奥威尔式的一种专制主义，一般人是没法享受的，但是现在呢，波斯特说我担心的不是奥威尔的时代，而是赫胥黎的时代，赫胥黎的时代是赫胥黎的一本书为观点，就是说人类的发展到了后工业时代一个最大的问题或特征就是满足，无限制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无限制地刺激你的欲望，就是说在你吃喝玩乐这些基本的生存娱乐功能已经满足了之后，通过其他的方法不断地刺激人、放大人的愿望，再不断地满足，然后这样一来呢，他说赫胥黎的时代很可能导致了我们不可能再重新回到那种理性的时代，因此我觉得波兹曼的书写得挺有意思的，他就详细分析了印刷时代和我们文学包括我们人类文化建构的作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印刷术，就没有文艺复兴，也没有启蒙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考察了整个印刷术，最早我们中国的印刷术出现在王公贵族、专制阶级手里，文字这个东西一旦被普通人接受，被一部分人接受后印刷就开始慢慢地形成了有效的思想载体、文化载体，但是印刷呢它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印刷媒体它是一个静阅的，它必须要理性的、安静的一个阅读，那么这种阅读就构成了我们整个现代性的一个蓬勃发展，也带动了我们启蒙主义的全部兴盛，然后到了我们所讲的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大概现在已经40年了，最近也好像都在讨论网络发展的40年。 李敬泽：40年？网络40年了，那怎么可能？
洪治纲：40年，一九七几年第一次网络出现。
旁人：他说网络，不是网络文学。
洪治纲：网络。
旁人：你说那个因特网，最早的美国……
李敬泽：因特网也不至于40年啊。
洪治纲：七几年，最早叫什么网窝也不太知道。
众：开始低声讨论是什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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