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渤：说到后面就不好说了，本来也不想说，后来听了每个人的说话都有启发，然后每个启发都不一样。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最小说》，购买这个刊物的人和阅读这个刊物的人究竟是不是同一回事情，我觉得肯定不是一回事情。比如有个什么演唱会，某个歌星来了，很多的粉丝来听他的，但很多人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歌曲，而是因为这个人去的。那么这个《最小说》里面发的什么东西，对很多人是没关系的，他就看这个是谁办的，他就是冲这个去的。这在现在这个体制下对文学刊物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就是两个平行的、互不交叉的，你做你的，他做他的。很多人，比如说90后长大后可能不看《最小说》，也不看那个，即便是将来，《最小说》这一类的东西，把我们认为的纯文学这些东西取代掉了，那也好，就像刚才治纲说的变成古典作家了，那也好。下面的很多更年轻的人他会有更多研究古文字、古文学的出来，那就是另外一码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文学刊物么肯定还继续存在，吴玄的《西湖》呢也不会变成那个什么美容，他不是发了很多新锐嘛，年轻的作家肯定很多，他也不会变成那样，所以文学刊物的结果也不是像洪治纲那么悲观，因为这个文学期刊的体制还存在在那里，我倒是比较赞成敬泽说的，如果谁要把我们边缘化的话，首先把人家边缘化。（众笑） 李敬泽：车教授说几句？
车槿山：其实我不是圈内人，所以也搞不清楚，听大家说还觉得挺好玩的。那么我就仅就一个读者来讲，因为我不是搞当代文学的，我是搞比较文学的，实际上跟今天的文学现实离得相当远，也没在看现在发表的最新的作品，仅就刚才大家说的，多多少少有点启发。我想大家对危机谈得比较多，但是按我这个不是圈内人而是一个读者来讲，这个文学、期刊的危机，网络等等竞争啊，我想这个危机未必存在。因为大约更早一些吧，最早差不多都有100年了，西方“文学之死”、“哲学之死”之类的刚才孟繁华也讲到了，实际上这些预言在今天看起来是失败的，而且文学可能不仅没有死，在今天文学还以一种泛化的形式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来那种企图让文学纯之又纯的想法在今天看起来是不太正确的，也就是说，文学可以概括得更广义一些，或者在60、70年代，主要在60年代，在西方追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文学性的问题，最终大家虽然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时也是语言学的一统天下）对语言的某种形式的利用。而在今天语言这个概念是极大地扩大化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这个文学不仅没有死，而且它几乎在一切的阵地，比如说文史哲，以前大家总觉得是哲学应该领导文学，当然还应该领导其他一切人文学科，但就出现了德里达这样给你捣乱的，把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一颠倒，比较通俗的理解也就可以理解为，相反的应该是文学应该领导哲学等等。我想最终呢我们今天看见的，就是在哲学中也有文学，在史学中也有文学，在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都有文学。也就刚才讲网络文学，它也是文学的一面。文学它已经开始占领了各种各样的新的阵地，所以说我想文学呢在今天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机，当然有危机感是好事情，哪怕是我们比较严格的传统的，比如像《西湖》杂志这样的文学呢，应该说中国当代文学客观地说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骄人的成绩。也就是说，我们跟鲁迅、郭沫若、茅盾啊比起来，好像今天作家取得的成绩没有他们大，但其实未必，因为当时的条件不一样，是新文学新文化的草创时期，几乎是没有人，就是任何人写一点东西，哪怕是很可怜的东西，都会成为名家。就是历史当时需要有这么一些名家，所以他最后也就成为名家了，人数呢好像极其有限，其实老实说放到当时世界的背景上取得的成绩也是极其有限的，甚至不说质量，在数量上也是极其有限的。比如大家都觉得很遗憾，鲁迅怎么没有长篇小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今天的作家哪怕拿一个年轻人的小说，他的故事往往还是讲得很吸引人的，就是讲故事的技巧啊，叙事方式等等，我想已经不是我们五四的文学可以比拟的，就是说成熟得多了。这个，文学今天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危机还是个问题，当然今天的论题是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实际上它已经预设了一个关系，刚才已经有不少人质疑了，说文学期刊一定是和文学未来有关系吗，跟文学当然是有关系的，跟未来有关系就是它影响到未来吗？这就预设了一种文学期刊的重要性了。其实大家都谈到了文学期刊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它是一个文学生产，文学机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吧，当然我可能对文学期刊还不太熟，应该说当时新文学新文化的发生确确实实跟期刊有很大关系，没有当时一大批文学期刊的话也就不可能发生了。随便想想，比如当时有这个《文学周报》、《每周评论》，什么《少年中国》、《莽原》、《创造》、《语丝》等等，可以说当时很兴旺，因为今天我们在学校机制内很多学生做学士、博士论文，是在整理国故，当时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有影响的杂志都是文学杂志，而不是其他学科的杂志，所以说我想文学还是有它特别重要的一个地位，当然现在的文学有点让人失望，曾经文化大革命刚完的时候，文学一下子特别的红火，当时我还在上学，我是77级的，当时是人手一本文学杂志，大学校园杂志发表的每一篇小说都会读，今天当然不可能了，其后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话语轮流登场，现在谁都知道是经济话语的霸权，这种经济话语的霸权我想在中国也是暂时的一个现象，我估计可能10年左右，就变成法律话语的霸权，再过几十年，总有一天，我想人文学科话语的霸权一定会回来的。文学还是一个比较甘于寂寞的事情，或者说，它本身也不应该太掺和这个社会的事情，就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大家在一起玩一玩，过得比较悠闲一点，喝点酒，聊聊天，然后对社会生活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点比较独特的感悟。我们经常说文学危机，发行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读者知道不知道这个杂志，这个可能还真不是文学的标准，历史上我们大家都津津乐道的名著，巴尔扎克在中国特别红了，他在当时影响了多少人，或者说影响了社会的哪个方面，哪个走向，可以说肯定是零，就连《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这样的我们认为是20世纪最成功的小说之一的，对于社会的影响，其实也是零，它也是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产生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仅仅是文学影响，当然最终通过文学可能弘扬了某个时期某个国家某个地理位置的文化，那就是另一方面了。所以说我想发行量小可能也未必是坏事，文学它肯定是不太赚钱的，但有一天它有可能变得比较赚钱，拿文学期刊来说也是这样的。文学期刊的重要性肯定是存在的，拿我比较熟悉的法国来说吧，法国其实整个20世纪的前50年就是一本杂志：《新法兰西杂志》，你对这个杂志很清楚的话，你对法国的方方面面就都了解了，就这么一本文学杂志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甚至是国家的一些命运，比如战争，比如是不是要投降等等，都反映在这上面。当然中国杂志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国外杂志很少有发表作品的，大部分是评论、批评、研究等等，而20世纪的后50年，法国有个杂志取得了世界声誉的就是《泰凯尔杂志》，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可以数出来的法国学派也好，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好，整个的人文，都是在这上面发表文章，形成了一个团体，绝对是影响了20世纪后半到今天21世纪的人文思想的形态和走向，当然最后通过美国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在中国看刊物我经常看一本刊物，随便哪本都行，《人民文学》也行，《西湖》也行，我就大概能了解中国当代小说大致是哪个形态，或者说大致哪种风格，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部分刊物没有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因为大部分都是一种官办杂志，还是要体现某种主流思想，而在今天这个大小通吃的时代，从理论上来讲，那就干脆有一本杂志就行，其他杂志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也就是说，有了乔丹，大家崇拜篮球明星只崇拜乔丹就行了，其他人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想这个杂志生存的话，文学杂志恐怕还有自己的一个定位，比如《西湖》定位就是新锐，因为今天是一个所谓信息泛滥的游戏，大家玩的跟以前玩的消息不充分的游戏是不一样的，它主要要教导人们的是怎样挑选信息，而不是怎样寻找信息，这时杂志尤其是纸媒介杂志它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捡起一个精英的标准，网上太容易发表了，泥沙俱下，而我这个纸面上的、印刷体的东西它是经过挑选的，而挑选出来的就是精品中的精品，成千上万的作品中就挑选了这么一些，而且也不能说仅仅是质量标准，而是某一些其他情绪形成某一种标准，比如说新锐这样，可能只搞现实的，先锋的，而今天很大程度上以地域定位的，我觉得在今天全球都一体化的情况下以地域定位，地域到底有多少特殊性，就是个问题，恐怕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定位，而且扯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大家经常说中国文学为什么总是拿不到诺贝尔奖呢，或者说很难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呢当然又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大了去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你可以看全世界的小说，它一般都有一个文化交流的维度，在中国经常是中西、东西、中日等等，今天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比如说拿城市杭州来讲，它的西化倾向非常明显，拿我们这个饭店，尽管它有很多中国元素，但它是个西式饭店，但我们这个小说、创作作品本身，作者经常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国际背景之中，就这来讲，可能是和全世界的文学走向有点脱离的。比如《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小说，可以看出是一种跨文明，跨文化，跨语言这样一种维度，大部分今天好的小说都有这样的一个维度，像比较流行的一个国家的人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是一个比较红的题材，而在中国恰恰比较少，一些留学生文学那简直是小儿科了，因为不是专业作家，他仅仅是在国外洗个碟，受人欺负了就决定写本小说，这样当然就太差了。瞎说这么几句。
李敬泽：车教授是旁观者清，所以看咱们热锅上的蚂蚁转了一下午，就告诉我们其实锅底下没什么火，不用这么急着转。那么下面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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