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未完成
——我的诗歌自述（1992——2002）
文/安琪
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题记
一
1992年2月，来自漳州文联《南方》杂志主编杨西北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时我在漳州市浦南中学当语文老师，因为自小就热爱文学且有志于当一名作家，因此一直从事着与文字有关的事务，譬如在漳州师院读书时主编班级刊物《星贝》，担任院文学社《九龙江》杂志的编委，大学期间就有小散文在市级刊物发表，等等。这一切说起来无甚希奇，大抵都是文学青年的必由之路。
1990年起，全国各地大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我也被约请采写《浦南镇民间文学卷》，白天在学校上课，课余就走乡访村收集散落于村巷间的民间故事、谚语和歌谣，半年下来，居然把书做成并获得市、区宣传部门的表彰，杨西北大抵是在这样的情状下认识我的。
杨西北，男，1951年出生，散文家。其父为漳州现代文学史上三大家之一杨骚（另两大家为林语堂和许地山）。得自乃父遗传，不写诗的杨西北身上有着潜流的浪漫气息，喜穿格子衬衣，牛仔裤，不经意间会顺口吹出悦耳的口哨，还不是单音，而是一支完整的歌曲。话说二月的某一天，我接到杨西北打到家里的电话，约我到文联谈一件与诗有关的事，我自然欣然领命。
漳州文联是整个市府大院唯一漆成乳白色的老式小平房，它独立在一个高高的陡坡上，安静而幽暗。那个下午，文联散发着古旧气息的小会议室里杨西北向我介绍了椅子上一个头发微疏、皮肤微黑、眼睛很大、身材很壮的中年男人：“来，江滨（在漳州，时至今日，大家都叫我黄江滨），介绍一下，这是漳浦诗人道辉，刚从北京回来。”
道辉，1965年出生于福建漳浦（隶属漳州市），诗人。
言谈间才知，道辉和几个朋友集资要和《南方》杂志合作，编选《中国当代爱情诗鉴赏》一书，当时这类编选方式很流行，大量搜集诗歌爱好者地址，寄去邀请函，待对方把诗寄来后经选合格再发去通知函，让对方交纳一定数量的购书费。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还是很兴盛的一种文学样式，加上没有网络，纸刊的发表又很困难，当时的诗歌爱好者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作品入选一些选本很普遍。
杨西北知道我爱好诗歌，也在《闽南日报》发表过若干，于是邀请我加盟编委会，业余帮助收发登记各地作者的稿件及购书款。
幽暗的漳州文联因为《鉴赏》的编辑工作而聚集起一个个诗歌爱好者而诗意盎然起来，大家在一起触动和交流，不知不觉，一个小圈子形成了，核心人物自然是道辉。这一个个性顽强的诗歌狂热分子，用他从北京学得的诗歌教义改变着靠近他的人的生命流向和思维走势，并进而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方式和写作模式，其中尤以最先接近他的我为最，我所视为的道辉对我的启蒙作用缘自于此。
在认识道辉前，我像所有那一时期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在青春期写作的惯性之路上涂了几笔，然后又在浅阅读中喜欢上那些文以载道的东西，家里虽然买了柔刚翻译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王家新、沈睿合编的诸多西方现代诗选，但因为自身没有进入现代诗写作的缘故，对那些书的感受并不深。认识道辉后，我对诗歌的体认慢慢发生改变。
为什么古人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里面包含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区别，一把刀亲自插在你身上和你看到一把刀插在别人身上那种感受是不同的。道辉的语言道辉的文本就是那样一把亲自插在我们身上的刀，血淋而尖锐。我循着道辉的语言去阅读红皮书和海子并且强烈地被海子吸引，他的生命状态他的奋不顾身的燃烧，一下子烧到了我，我感觉自己也被他带动出满腔沸腾的热血，随同他在文字的空气中呼吸、起落。
我的气质中与海子呼应的那部分活了起来，它们是我写下《干蚂蚁》《未完成》《节律》三首获得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的动力。王光明教授当年撰写的授奖词如此表述到：“安琪在《节律》、《未完成》和《干蚂蚁》三首长诗中，以对矛盾、冲突的语境的出色组织，以对感觉、想象、语言和旋律的成功驾驭，沉郁有力地歌唱了爱情、诗歌和死亡的崇高主题，使这些主题中许多分裂的个人感觉得到了想象和语言的整合，从而丰富了读者对它们的感受和意识。这是内心痛苦得紧缩，而精神却在光的引领下向上飞扬的诗歌，受到了本届评委的普遍肯定。”这段话似乎有着与海子诗写状态相一致的描摹，而到后来诗论家燎原教授、向卫国副教授、赵思运教授都在关于我的诗歌评论中把我和海子做了类比这一切就决非空穴来风。
1992年距离海子之死才3年，死亡意识笼罩着中国诗界，道辉在这一年创办的“新死亡诗派”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形成的，他那时爱说的“死了就算”的消极理念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理解成“生命是短暂的，必须有所作为”很符合我从小就根深蒂固的“决不碌碌无为虚度此生”的个人展望。这一切杂糅起来，构成了海子与我的契合，我对海子文本直达本质的感悟也因此较其他同期阅读海子的漳州诗人更为深刻也更为致命。
我以后的路基本铺就在海子的阴影上：动物般的恐惧和激情与毁灭的加速度。
二
九十年代初创办民刊虽然不用承担七、八十年代那样大的风险，但也决不像九十年代末以后那样宽松。那时，民刊还是非法出版物，印刷的单位并不容易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死亡诗派的运作自然有些地下党一样的不安和刺激。我们这些早期成员，疯了似地写，暗中较着劲地写，写完后互相交流并且接受道辉毫不客气的挑剔和批评。这些，都是新死亡诗派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如同大多数流派到一定时候总要遭遇分化的宿命，这里面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1、主导人狭隘，见不得成员比他/她更为出色而导致的心理失衡；2、信息不透明，这信息主要指的是对外联络和刊物组稿；3、成员资金付出后对回报值期待的落空；4、成员交往中的爱恨情仇产生的一些小心思。可以说，漳州最先锋最有个性的诗人都曾经是新死亡诗派的成员，而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新死亡诗派就像夫妻老婆店一样，不能不说是道辉性格中的一个缺陷，他的小农意识和强烈的自尊影响了他对成员成长的接受，而作为成员也有各自离开的主动或被动原因。此处不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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