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批评家林童也明确表达：“如果仅仅把《轮回碑》看作是安琪的诗歌实验，那只是看到了表象。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只是这部长诗的艺术特征之一。我所看重的是作者对整个艺术结构的把握能力，更着重于她在如何抒写自己的诗歌史以及心灵史。”
是的，这绝对不是一首单纯意义上的语言实验文本，它更多地呈现了我对庸常生活的不耐以及对现实阴暗的嘲讽乃至痛斥，如同吴投文副教授所言：“长诗大量溶入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通过借用表现主义、荒诞派、意识流、新感觉派、存在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表达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书写出诗人对现实世界与生命本体的深层次认知。”
“从总体上看，《轮回碑》是对当代社会文化倾颓和精神变异的一个总体性隐喻，对应着时代的深层精神结构，同时，这是一部关于痛苦和解脱的作品。” 张德明副教授也这样指出。
前面我说过，我因为持续的逆向思维和追求反常规语言而产生的诗歌文本一次次把我带往远离世俗趣味的极端之地，虽然当时我家庭和前途光明，我心理的状态却一直是麻木而焦虑，愤世而嫉俗，我身为政协常委看着每年年初大张旗鼓的人大政协会议深感劳民伤财大可不必，我对年复一年大同小异的例行总结、工作会议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消耗生命的无效无谓举动，我为这一生就要这样过去而焦灼不安。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882年1月25日就曾如此感叹：“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生活和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女人——而她们很少联系得恰到好处。”伍氏在对女人寄托厚望的同时也绝望于女人的无能，一个世纪过去了，女人究竟有了多少生命和精神质量的飞跃只有天知道。我对女性身份一向悲观，因为悲观，我反而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这点和我的朋友、《女子诗报》创始人晓音比较一致。我们都试图对全球化男性语境下的诗歌生态做一些修正。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轮回碑》基本上是我离开家乡之前情绪的一个总爆发，也是上半生生存状态、思想求索的一个大证据。向卫国副教授对《轮回碑》总30章做了归类分析后认为：“读她的诗，我们前所未有地遭遇到真正的生命／生活‘现场’。个人感觉，除了这个词，再没有别的什么语汇可以负载安琪诗歌强烈的现实节奏。……大体说，与安琪诗歌对接的‘现场’可分为两种性质：社会、历史、生活现场和文学／诗歌现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前者又可包括历史、现实、经济、文化、政治、宗教、道德等不同层次和角度。后者则有文学/诗歌理论、文学/诗歌史、文学/诗歌的当代创作语境、批评语境等。当生活现场与诗歌现场发生对接或重叠，以致一定程度的同构，诗歌文本就从中生发出来。……比如，上述‘邀请函’即是实现了诗歌文本与诗歌史的对接，当然同时也就是与广义的历史对接起来。另外，该诗中具有如此功能的起码还有第九章‘白日梦［任命书］’、第十九章‘与诗有关［回答陈蔚的35个问题节选］’、第二十八章‘我先让你抵消[关于一个好位置的流血案件]’、第三十章‘一只笑不出声的王牌[诗代纪实]’等。其中第九章实现了诗歌与西方诗歌的现代主义传统（具体代表为庞德）的对接；第十九章使该诗与诗歌批评现场对接起来；第二十八章是诗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腐败现场对接；第三十章，是诗与‘现实主义诗歌’的主流传统的对接”。
向卫国还提请读者注意：“安琪的诗并不与‘现实主义’天然地对立，她反对的只是各种伪现实主义。实际上，安琪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感，和现实主义具有内在的亲和性。”
正如向卫国所言，我不是一个超脱现实的写作者，恰恰相反，我对那些风花雪月放之四海而皆行的写作持着警惕态度，多年后80后批评家、人大博士生杨庆祥用这么一句断语击中了我：“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这句话的延伸理解就是——她诗歌的写作史就是其个人的生命史。
在《轮回碑》中，我用第九章的文字为我的偶像庞德老爹表达我深厚的敬意后从此放下诗歌写法中的庞德模式，接下来我要学习的莫非是庞德同志的诗事热情？
十
一切似乎如此！
2000年4月我到肇庆时先到的是广州，联系的是黄礼孩并且由他安排了一个晚上的住宿第二天再转车肇庆。憨厚纯朴的黄礼孩刚掉了一颗门牙，于是他一讲话一笑就用手捂住嘴巴，很难为情的样子。我们谈到了刚刚出刊的《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当我获悉他还没有寄给《诗选刊》时当场给赵丽华打了电话，其时我和赵丽华并未谋面只是互相欣赏。客观地说，2000年《诗神》改为《诗选刊》并委任赵丽华当编辑部主任后赵的既古灵精怪又豁达包容的性格在刊物策划上起了不少成色。对女诗人，赵丽华十分偏爱，总亲自编发专辑并撰写推荐语，我的那首《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被她从1997年1月号的《诗刊》挖出在不同栏目登了两次且配发她把脉贴切的小短文，使这首诗再次复活。
我感受到了赵丽华对我的友好，也因此视她为可以大咧咧开口的人经常向她推荐一些新人新作，给赵丽华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她在一篇文章中说：“安琪这种大力推举别人而非自己的姿态让我迅速地把她从女诗人中区别出来，更加喜欢。”
赵丽华在电话中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好，让黄礼孩把《诗歌与人》寄来，我看看再说。
2000年7月开始，《诗选刊》开设“新鲜的声音”专栏，连续五期选用《诗歌与人》创刊号上的作品，一下子把70后诗群推到前台。对这段历史，广西70后代表诗人刘春有文写到：“桑克是为‘70后诗人’的出场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两个‘60后诗人’之一，另一个是赵丽华。当然，还有安琪这个差一点就成为‘70后’的小‘60后’”
当时的情况是，赵丽华在《诗选刊》力推诗弟诗妹，桑克则为《诗林》组荐了大批70后诗人的作品，而我，虽然手头没有刊物，却是不遗余力为70后出场鼓与呼的小“60后”（我出生于1969年，几乎接近70后，因此刘春有此调皮的称谓），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二辑）》中，我应他之约写的题为《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诗歌运动在中国70年代人身上》的文论被放在序言的位置并配发简介、照片，这本容纳更多70后诗人入场的开本更大页码更多装潢设计更大气的褐黄色封面选本，是70后诗群更为壮观的一次展示，我也因礼孩的厚爱而凭借此书被70后广为认识，并且被称为“安琪姐姐”，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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