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和道辉进行了电话交流，这是我们中断联系近十年后我第二次给他电话，第一次是我要收他进《中间代诗全集》的2003年11月，在最后关头我决定听从内心的呼唤把道辉收进来，当道辉收到收有他作品的《中间代诗全集》后打来电话说“江滨这一生你够了，进棺材可以拿这套书当枕头了。”
呵呵，这祝贺的话听起来怎这么别扭呢？
漳州这路诗风事实上就是对语言的变革。采用的模式就像练《葵花宝典》，先自我破坏，把原来接受的一切教育无论生活的道德的全部打碎，从思想上行动上颠覆既有的概念后产生的文字自然跟着破碎而凌乱，这种全新的创作方法流泻出来的文本使作者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而惊奇。那时候，大家比赛着折磨语言——让词语和词语的组合完全的不着调，美其名推陈出新。时隔多年我发现，这是一段必要的语言训练，就像练武功的人必须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一样，过了这个槛才算入了诗歌的门。
入了诗歌之门后我的主要作品除了获得柔刚奖的那三首长诗外还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红苹果》《语言的白色部分》（五首）《奔跑的栅栏》（五首）《灯人》《任性的点》《手术室》《火中的女子》等等。这一时期的写作结集成诗集《奔跑的栅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向乐于推举新人的孙绍振教授为此作序。在序中他说：“在她的诗歌创作中，她奉行的不是追随传统的诗歌美学原则的一致，而是对于传统的诗歌美学的叛乱。不管是中国古典的意境还是西方古典的激情，都成她拒绝的目标。她显然是属于受了现代诗歌乃至后现代诗歌影响的年青的一代。在呕心沥血的语言解构和重新建构中，所追求的是某种感觉的自由和纷繁。为了这种感觉的高度自由，她不惜牺牲了讨人喜欢的传统的感觉的思绪的连续，因为那只能导致感觉的单一和平面。”
是的，对当时的漳州诗群而言，典雅、抒情、美，甚至思想，都是传统的要屏弃的对象，大家深信，只要把语言琢磨到极致，让笔下的每一句话都不像常人所言，那才是最高境界。当然，鉴于我所受到的纯正的中文系教育，我对不按常规出牌的语言留有余地，我的写作也因此呈现了一种新奇语感和隐秘涵义的相对协调的组合，也许这就是我在发表及被接受上比较快的原因？
1996年5月18日对我是值得记忆的一个晚上，这个晚上，我一口气写出了五首短诗，其中就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这首被视为我的成名作的13行短制。它的意义在于它神秘的暗示性，诗中反复追问的“词”与“爱人”颇富象征意义：作为一个女人她在意的是什么样的爱人，作为一个诗人她在意的则是什么样的词，在“明天”这个永远后移的虚拟时间里，“词”和“爱人”纠结缠绕，像一对不可调和的冤家对头忸怩、抗拒而最终，词取得了胜利，它把爱人藏进它的阴暗里。多年以后，张德明副教授在解读这首诗中如此定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正是她生命状态与未来理想的自供状……它似乎暗示了诗人相恋于诗歌、追求诗性生活的某种难以逆料的命运。”
正如每个诗人一生中都要出手个把一语成谶的诗作或句子一样，《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成为我今后命运的指向。其中，“词”在2001年后被认定为“中间代”，“爱人”则是我一生中无法亮在阳光下的阴暗存在。
需要提及的是1993年我曾自印的一本诗风改变前后的作品集《歌·水上红月》，那是一本几乎已被我忽略不计的书。唯一值得一记的是为此诗集作序的杨少衡，当时他担任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以这样的身份为无名的我作序实在也是一种鼓励。就是那样一本被今日的我弃之不顾的诗集，在语言上已透露出迥然有别于漳州这个农业城市的全新风貌，以至杨少衡在序言中说：“忽然有一天，黄江滨写到，‘一只鸟就是我灵魂的一个花圈，它高飞着/我不知道哪一只将落到我头上’于是我们惊讶，她究竟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
杨少衡，男，1953年出生于漳州，小说家，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
三
语言可以创造一切，语言就是一切！在语言这条狂狗的追逐下，我开始了长诗写作。时在1998年，此时，中国大陆先锋诗界的长诗写作渐成气候，伊沙、哑石、马永波、叶匡政、余怒、史幼波等后来归属于中间代诗群的诗人先后出手了大量长诗、组诗，它们极大地刺激了漳州诗群长诗写作的欲望，大家摩拳擦掌，各自埋头苦写起来。
在我看来，长诗写作才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最终检验，叶橹教授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在长诗创作上孜孜以求，内心充满的必是形而上的果敢亦即宏大高远的历史抱负。如果说，短诗创作可以凭借瞬间灵感闪现一蹴而就的话，长诗写作则无此种可能，它与一个人的呼吸长短、精神气脉、血质底蕴有关，与一个人认识世界、经历生活、丰富内心有关。我在1998年开始的长诗写作说到底是生命行走到一个时段的必然产物。
那时候我已从乡下中学调到芗城区文化馆，我结婚生女，作品在全国大面积发表，出席了福建省文代会，当上了漳州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而且还是芗城区拔尖人才、政协常委，种种迹象表明，我家庭和美，前途光明。一个人因为写作而能达到的生存状态的最大改善似乎都已实现，也许我该心满意足，安于现状？事实却是，我因为持续的逆向思维和追求反常规语言而产生的诗歌文本一次次把我带往远离世俗趣味的极端之地。
诗歌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提供给你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存在，所谓精神世界。它自足、丰盈，有着用语言搭建出的奇幻屋舍，不同的语言搭建出的屋舍是不同的，每个人也因此都能在不同屋舍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同道。大家于是各自欢喜。如果说漳州诗群走的是荆棘丛生的坎坷的语言小径的话，当时在福建非常受宠的闽东诗群走的则是阳光大道。他们题材主流、语言优美，他们讴歌大地讴歌母亲的诗篇多次在省作协获奖，所得到的社会和生活的回报也非常丰厚。
这样两个迥异其趣的诗群必然产生严重碰撞，事故也将由此发生。有意思的是，在1995年“第四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福建省首届青年先锋诗人作品研讨会”上，我居然和闽东诗群走得最近，原因是我请闽东《丑石诗报》创办人刘伟雄、谢宜兴开车带我到福州邮局邮寄刚刚领到的第四届柔刚诗歌奖奖金5100元。当时福建没有通高速公路，福州至漳州的路程需要一天且午餐是在泉州路边的一个小破餐厅吃的，我很为身上的巨款发愁，刘谢适时地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成为我们交往的一个温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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