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在诗歌写作上我自然秉持漳州立场，和他们几乎势不两立。有一次刘伟雄到漳州出差，我带他去看龙海木棉庵、南靖土楼、漳浦赵家堡，游玩过程及吃饭、到南山书社，我们都在激烈地诗歌论辩。刘伟雄在随后撰写的《安琪印象》中说：“就在那个夜晚，有关诗歌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在书店出来后大干一场。安琪对闽东诗群枪挑剑击，并认为在传统诗歌影响之下的闽东诗人们走入死胡同，只能是永远无法出彩的黑白电视，这样的写作方式必然让诗歌走向消亡等等等等。一碗面条吃完后看到安琪正抽笔在新买的书的扉页上涂满了她的见解。她对我顽固不化的写作态度和愚钝的语言深表失望和愤怒！”
至今我依然会为当时的强烈与执着惊叹，带着对一切陈腐语言连同陈腐语言带来的陈腐环境的痛恨，我执意进行一种更为疯狂激昂的破坏性写作。布罗斯基的名言“要改变生活，先改变语言”道出了生活和语言的关系：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反过来也成立。多年的不按常规的语言训练已改变了我的思维，并将进而改变我的生活，此为后话。
语言的烈焰一旦燃烧，全身的器官、细胞、毛细血孔就仿佛惊醒过来一样易触易感易爱易痛，那个阶段的我常常处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中，心中时常汹涌着万千思绪并很容易地就能把它们转化成诗句。这一时期我写出了《夹住》《事故》《不死：对一场实验的描述》《第三说》《工具论》《加速度》《灰指甲》《失语》《甜卡车》《南山书社》《基础水》等20几首长诗，它们是我当时生活、情感状态的倾情演绎，充斥诗中的绝望、诅咒、呼啸等灾变神情一反前期《干蚂蚁》《未完成》《节律》等长诗写作的清澈、纯粹和神性，而显出了另一种激越的自毁力量。
它们预示了今后我的长诗写作将走向的一个新领地：把生活种种化入诗歌。只有扩大诗歌的写作触须，方能葆有终身写作的可能，因为生活是不会枯竭的，依托于生活的写作也因此不会枯竭！
也许需要为我的完成于1998年7月的长诗《事故》说几句，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作，它是我迈向为所欲为任性时期长诗写作的开始，虽然它很私人化也很快就被我自己以后众多的长诗文本所淹没以至批评家基本都没注意到它。这首刊登在《东北亚》1999年卷并收入我的长诗集《任性》的诗甫一写出就被陈仲义教授点评到因为我是拿着打印稿请他当场阅读的，读后他说，你的转变开始了！他并且指着里面的“拿着公鸡说攻击”说，这谐音词用得好，既有画面感，又有暴力的象征意味，你这首诗预示了新的苗头，我将拭目以待。
四
福建很幸运地有了一个持续不断“深挖一口井”（陈仲义《扇形的展开》后记）的批评家陈仲义，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立足于诗歌现场，一路跟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脉络，他对诗人诗作的挖掘才能如此确切到位。福建诗人因为离陈老师近的缘故，他们最新创作的文本也因此有望得到第一时间的推举，如果他们的文本有足够说服力的话。
陈仲义老师是这样一个批评家，只要他看中的批评对象，无论这对象有无影响他都会认准并“深挖”，他看不中的诗人无论多么有名气，他也不会给予评述。所谓慧眼，大抵就是如此，必须是“珠”还混杂在一堆鱼目中的辨认说出才叫本事。优秀的批评家除了自身的理论素质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前瞻性眼光，一种独特的于众相中辨析出细微颤动的视觉和嗅觉能力，一种不遵照习俗判断我行我素甚至惟我独尊的果敢气质，陈仲义老师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批评家。
1994年5月，在漳州举办的“福建省第三届书市”上，我第一见到了蔡其矫、舒婷和陈仲义老师，至今犹记在宾馆第一次看到穿着无袖橙黄细花图纹连衣裙的舒婷时我的泣不成声，这是对诗歌的景仰产生的敬畏和激动，是对文字化人物走下书本后的难以置信。
那个晚上，我把写有满满一本诗的大笔记本留在舒婷、陈仲义老师的房间，请他们抽空阅读。很快，这一举动的幸运结果出来了，舒婷、陈仲义老师分别在他们的文章中推介并评论到我的诗作。前者在1995年为台湾《创世纪》诗杂志组稿“福建青年诗人专辑”中撰写的《退役诗人说三道四》中如此写道：“……惟漳州小女子黄江滨（搞什么安琪做笔名嘛），像野地里一棵小草，随风一阵异香我们回眸找到了她。黄江滨写诗之轻松，有如杂技上的空中飞人，我们还为她捏一把冷汗，她已荡悠到另一个匪夷所思的方位了。……黄江滨造词遣句总是随心所欲，极不常规。我们原不知道‘灯人’、‘任性的点’，她既写得如此理直气壮，我们也只好认了。做诗歌理论的陈仲义对于她的‘红苹果，长到高处就淡了’爱不释手。我却以为一个二十来岁的女诗人初试啼声就不矫情、不煽情，只睁大一双好奇的眼睛，把一个被现代文明压榨得了无生趣的世界颠倒过来，翻转成万花筒，这才是黄江滨的那只慧眼。”
舒婷老师文中所写到的“做诗歌理论的陈仲义”对我的“红苹果，长到高处就淡了”的“爱不释手”出自陈老师发表于1995年第四期《诗探索》上的理论文章《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语感诗学》，内中第三节专题论述我在《红苹果》等诗中所展示的“精神本能的运动形式和一种合目的的无目的实现”的写作方式。
至于2002年陈仲义老师阅读完我的《任性》长诗集后撰写的《纸蝶翻飞于涡旋中——论安琪的意识流诗写》把我的写作分成“红月时期”、“栅栏时期”和“任性时期”，则已成为归纳我福建时期写作的重要理论语素被认可。此为后话。
整个九十年代，我获得的来自著名诗人、批评家文字肯定的并不多，舒陈二师对我的发现因此更显重要。一个人的写作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坚持以外，还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外力鼓劲和推助，发表是一个，批评家的照射更是一个。我在九十年代发表数量之多和受到批评家的关注之少，恰成一个对比，它让我看见了个体的微弱和无力，也让我感受到了批评家因诗人众多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力不从心的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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