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诗性”之于诗，“戏剧性”之于戏剧，“小说性”之于小说；“散文性”——散文的惟一性或纯粹性，是散文之所以是散文，并以此区别于其它文学类型的最根本的文体特征。
我们用“散文性”尺度的四个要求：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非体制性来梳理文学史上的所有散体文作品，什么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便会文脉清楚，在文体上一目了然了。
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在这里揭示的“散文性”尺度的四大文体特征，竟然与上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美的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倾向，具备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美学特征：
——“非主题性”对应于“消解深度”；
——“非完整性”对应于“消解整体”；
—— “非结构性”对应于“消解二元对立”；
——“非体制性”对应于“消解中心”。
如果按照某种不受文学史分期原则限制的“后现代性”标准，如利奥塔德所说蒙田的小品文是后现代性质的，那么，中国散文从一开始就具备某种后现代审美特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六章 散文精神的自由向度
说起散文,人们总是把它和闲适、优雅、散淡联系在一起，似乎散文天生就是一种不堪重负的、轻飘飘的文学体式，如果谁用“严肃”、“介入”、“深度”、“疼痛”来要求散文，谁就是粗暴了散文的优雅，破坏了散文的文调。继而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中国散文的审美精神，认为中国散文的精神血脉就是闲适、优雅、散淡——甚至逃避！林语堂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论说的。
那么，中国散文就只有闲适、优雅的一面吗？或者说，追求散漫、孤远趣味的明清小品就能代表中国散文精神的主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把时间往后推移，从汉语的根性负载和中国散文的源头谈起。
□中国散文的忧患开端
▲负载忧患与苦难的汉语
近来，个别持有闲适趣味的文人在其选编的书中大谈汉语的“优雅”，放言他们的“语言抚摸论”。表面上看，是对汉语表示热爱，其实是对母语的轻慢。
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考察，汉语一开始就是一种充满忧患的语言。我们且不说早先的甲骨文中刻写的那些惶惑不安的忧患符号，仅以现存最古老的典籍来看，被誉为六经之首、录存着古汉语原声的《易经》，本身就是一部忧患之书。《易经》64卦、384爻的卦爻辞中，昭示有——“凶”、“征凶”、“贞凶”、“以凶”、“灾”、“取灾”、“志穷灾”、“眚”、“有眚”、“有灾眚”、“厉”、“有厉”、“贞厉”、“坎”、“ 坎险”、“有险”、“陷”、“悔”、“悔有悔”、“吝”、“咎”、“有咎”、“否”、“穷”、“道穷”、“剥”、“有剥”、“乱”、“初乱”、“终乱”、“号啕”、“先号啕”、“后号啕”、“泣血”、“亢”、“晦”、“明夷”、“困”、“困于蒺藜”、“不利”、“焚如”、“死如”、“丛棘”、“涣其血”、“讼”、“狱”、“桎梏”、“惕”、“履虎尾”、“虎咥”等等忧患、预警词语的占到一半以上的篇幅。这说明，汉语言的生成史，与华夏民族的生存史一样，一开始就负载着忧患与苦难；它与汉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是同一的。散文作为汉语言最早的写作文体之一，这种忧患意识更是惕惕在耳，贯彻始终的。
▲从忧患中诞生的第一篇散文
学友周强有感于鲁迅“中国文的自觉始于魏晋”的判断，决定在魏晋文学中去寻找中国古代的第一篇散文。我们经过仔细地阅读、比较和考察，先是发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再往前发现了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再往前，发现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和《刺客列传》，再继续往前——最后越过两汉，在楚国的汩罗江边看到面目憔悴的屈原正与一位渔夫对话，于是我们在《楚辞》中找到了《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而葬於江鱼腹中耳。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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