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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周伦佑)(14)

2012-09-28 11:2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周伦佑 阅读

  遂去不复与言。   这篇见于《楚辞》,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诗歌的《渔父》,其实是一篇充满忧患意识的散文——而且是中国古代,乃至全世界第一篇名实相符的、标准的散文作品。另一篇被归于屈原名下,而且被选入《古文观止》的《卜居》,虽然已初步具备散文的一些基本要素,但尚未脱离先秦“对话体论辩文”的影响,一问一答,形式也略显单一,故还不能视作成型的散文。根据流传至今的文献,我们可以判定:屈原的《渔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散文;(26)在“散文”这一写作文体尚未出现之时,《渔父》突破楚辞的格局而导向一种新文体,在那时无疑是一篇很“先锋”的作品。中国散文史的第一章应该从《渔父》写起。

  中国散文的这个开端却是充满大忧患的!它同时开启了散文的介入之门。

  当然,我们说屈原的这篇忧患情怀的《渔父》是中国散文的开篇之作,并不是说中国散文只有这一个源头。中国散文有多个源头,但这多个源头不是同时态呈现的,而是在时间上是作梯级状出现。我认为,中国散文有三大源头、五种书写范式。三大源头依次为:屈原、司马迁和陶渊明;五种书写范式分别为:屈原《渔父》开启的情境对话体散文,司马迁《报任安书》开启的书牍体散文,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开启的书序体散文,司马迁《刺客列传》开启的纪传体散文,陶渊明《桃花源记》开启的游记体乌托邦散文。这三大源头、五种书写范式共同打开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向度,也共同确立了中国古代散文的精神与审美尺度。需要指出的是,与林语堂等人对中国散文精神的理解相反,这些源头性作品都不是表达闲情逸致的,而是大忧患、大拒绝、大介入的性命之作,灵魂之作。可以说,中国自汉唐之后以记、传、书、序为中心的所有散文创作——包括情境散文、对话体散文、书牍体散文、书序体散文、纪传体散文、游记体散文、乌托邦散文等,都是从这三大源头、五种书写范式中衍生、发展而蔚为大观的。

  再从散文精神的建构看,屈原《渔父》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和洁身自好的孤高品格,司马迁《报任安书》、《刺客列传》所介入和承担的大苦难、大牺牲,以及超越个人苦难,用生命为万世立丰碑的崇高精神,陶渊明《桃花源记》表现的疏离感、拒绝意识、自由精神和非体制思想,从一开始,就给中国散文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中国散文的源远流长,能够归根到这样沉郁、忧患的源头,是足以让国人自豪的。
  
  ▲《桃花源记》的精神高度

  中国历代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只注意到了陶渊明的诗对中国古代山水诗、隐逸诗的影响及其对中国文人人格的塑造作用,却忽略了陶渊明的文对中国古代散文从精神到文体两方面的开启作用和久远的影响。

  陶渊明属于那类超越他所处时代的伟大作家。早在他生活的时代,就有人说陶渊明不是六朝人,其文也不是六朝文。(27)他的《桃花源记》不仅是中国古今最伟大的一篇散文,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篇散文。我之所以给予《桃花源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它不仅从文体学意义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本体建构,而且超越了中国传统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言说方式,以随意、简练、散谈的语言,于不经意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一个高于物质现实的乌托邦世界。在艺术性和精神性两个方面,达到了中国散文最完美的——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高度!

  试问,中国(包括世界)几千年来,哪一篇散文能以如此小的篇幅而涵括如此丰富、深邃的内涵?我们且不说它所表现的疏离感、拒绝意识、自由精神和非体制思想,也不说它的“乌托邦”主题开启了世界乌托邦文学的先声;其语言的精美、纯粹,用词的考究,也是后来的散文所难以达致的。虽用古文写成,但语境澄明,全无一般古文的生涩、曲拮,使我们读来,如读一篇带点古意的白话文,没有一点隔膜之感,真正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那种“不隔”的艺术境界。我们现在常说的“豁然开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便出自这篇《桃花源记》——我们现代的哪一位散文作家,为我们的汉语贡献过如此历经千年后仍让我们觉得神清气朗,耳目一新的佳句!

  如果说屈原的《渔父》所表现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孤独感及洁身自好中,还对体制抱有幻想(幻想重新回到君王的怀抱);那么,到了陶渊明这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则已与他所处身的体制一刀两断,实现了精神与人格的彻底独立。《桃花源记》所表现的疏离感、拒绝意识、非体制思想、自由精神、乌托邦社会理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恰好应证了文学创作中的一条铁律:真正独创的、伟大的作品是无法重复和复制的,能被复制的只能是二、三流的作品。

  从散文形式的完形来看,《渔父》虽然在文体上已初步具备了散文的诸多基本特征,但仍留有先秦时期“对话体论辩文”的些许痕迹;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和《刺客列传》虽有开启先声的意义,但情致仍显简硬、粗放;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虽有茂林修竹,则还带有赋体的余韵;只有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种纯粹的散文文体才完全成型了——中国散文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至此终于卓然独立,达到了完全成熟和纯然的境界。

  在确认了这样伟大的开端之后,我们再来深入讨论散文精神,就不会显得缺乏底气了。
  
  □对精神的两种解读

  要了解什么是散文精神,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精神?

  汉语中的“精神”二字最早见于道家。在庄子那里,“精”的本义为“简择米粒”,引申为精粹、精一;再引申为“心志专一”(《庄子·内篇·德充符》);“神”的本义为“心智凝聚、心志专一者”, 引申为某种心理境界(《庄子·内篇·养生篇》)。在老子那里,“精”即“一”,指“大化的精气”、“元气”;“神”指合于一、合于道的“神明”(老子《道德经》)。如果说庄子的“精神”是主观的、人生论的;那么老子的“精神”则是客观的、宇宙论的。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精神”既存在某些关联,又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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