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先秦散文”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三个误会之上的。这三个误会又都归结于一个错误，这就是：把不讲究对偶、排比、声律而全由散行、散句行文的、作为一种书写语体的“散体文”，误当成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和写作文体的散文。这是一切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由此，不仅误导出了“先秦散文”这个空泛的概念，而且误导出了“广义散文”这个更空大的无边际概念。我们如果只推倒“先秦散文”说，而不同时推倒“广义散文”说，则散文的本体仍将无法得到彰显。 第四章 推倒“广义散文”说
推倒“先秦散文”说，只是廓清了中国散文的历史天空，散文的现实仍是迷茫。我们的视野仍被厚重的阴霾遮蔽着，使我们很难窥见散文的真面目。
人们在读散文、写散文、谈散文时，都知道自己所说的“散文”是指什么，但到了学者、评论家的笔下，散文马上变成了包括报告文学、杂文、特写、随笔、游记、文论、书评、时事评论、狭义散文、小品文、回忆录、传记、演说辞、书信——甚至巫卜之学（如《易经》、《易传》），历史著述（如《春秋》、《左传》），哲学著述（如诸子论说），神话（如《山海经》）等在内的某种四不象的东西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便是笔者在本章要重点清理的“广义散文”概念。
□“广义散文”概念形成的前因
▲影响“广义散文”概念的几种因素
如果说，我们不能确切的知道“先秦散文”是由谁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广义散文”的出笼却有可寻的蛛丝马迹。根据我的考察，影响这一概念成型的前因，分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间接影响“广义散文”概念的有三大因素：一是把韩愈建立的“古文文统”等同于“古代散文”，二是把韩愈倡导的用散句、散行行文的“古文”等同于“散文”，再一个是中国古代的几种古文选本的选文标准，如《文选》、《古文辞类纂》、《古文约选》、《古文观止》——特别是《古文观止》的选文标准，这三种因素都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广义散文”概念的形成；而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郁达夫介绍的国外的 “广义散文”概念。
第一、二种“间接影响”笔者已在《推倒“先秦散文”说》一章中分析过了；第三种“间接影响”（几种古文选本的选文标准）将在本章随后分析；这里先谈郁达夫介绍的国外“广义散文”概念对中国“广义散文”概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郁达夫与“广义散文”概念
1935年，由赵家壁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中，周作人、郁达夫分别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撰写的导言，对中国白话散文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周作人在文中传达的散文观，更多来自英法等国家的随笔小品和中国明代公安派的性灵小品，侧重于狭义散文（美文）和比狭义散文更狭义的小品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写道：“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⒃又说：“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条理起来”。⒄
周作人的散文观影响了白话狭义散文和小品文的发展。与周作人不同，郁达夫的作用是反方向的。他在那篇臃长、涣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主要向我们传释了一个从国外引进的“广义散文”概念。他在这篇“导言”中写道：“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他当作外国字Prose的译语，用以与韵文Verse对立的，较为简单，较为适当。”⒅又说：“散文既经由我们决定是与韵文对立的文体，那么第一个消极的条件，当然是没有韵的文章。”⒆在这里，郁达夫明确地提出了他所谓的散文的基本条件，即：“与韵文对立的、没有韵的文章。”这样的“散文”当然只能是“广义散文”了。这还不够。郁达夫在这篇“导言”中继续发挥道：“在四千余年古国的中国，散文的内容自然早已发达到了五花八门，无以复加。我们只须一翻开桐城派正宗的《古文辞类纂》来看，曰论辨，曰序跋，曰奏议……一直到辞赋哀祭之类，它的内容真富丽错综，活像一部二十四史零售的百货商店。”⒇他的“广义散文”范围已从白话文学一直往前覆盖到了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以及二十四史以外的应用文和文史哲了。最后，在一番铺垫之后，“广义散文”这个概念终于如期亮相了，他说：“美国有一位名尼姊Nitchie的文艺理论家，在她编的一册文艺批评论里说：‘在各种形式的散文（按此地的散文两字，系指广义的散文而言）之中，我们简直可以说Essay是种类变化最多最复杂的一种’”（21）。郁达夫在他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不仅以“与韵文对立的、没有韵的文章”来界定他认知的散文，而且明确提出了“广义散文”这个概念。这是他的贡献，也是他的大错。
□“广义散文”标准的混乱
每一种文体的命名和界定，都应该是有标准的，惟独“广义散文”是个例外；如果说有标准，也是多标准，或混乱的标准——最后仍归于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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