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真有“先秦散文”吗？或者说，那些被学者们划归到“先秦散文”这个名目下的古代典籍真的是散文吗？我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因为我熟悉这些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它们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哲学著述、历史著述、天人之书，而不是所谓的“散文”。
让我们在独立思考的旗帜指引下，返回到这些奥义的古代典籍，看看它们与所谓的“散文”到底有多大关系。
□先秦典籍的内容及文体特征考辨
先秦早期的文，分为“记言”和“记事”两种。“记言”的称为“辞”，其所记多为不成章节的片言支语，如《周易》中的卦辞、爻辞，《尚书》的部分内容，孔子的学生根据老师的谈话记录整理的《论语》等。“记事”的称为“史”，一般由史官所记录的编年史料汇编而成，所以孔子称他著《春秋》是“述而不作”，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到后来发展出了“论辩文”，其中又有区分：侧重于理的称为“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如《荀子》、《韩非子》等；侧重于辩的称为“说”，“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如《孟子》及纵横家言。这些分别，从内容到文体特征都是很清楚的，不知我们这些质朴的祖先流传下来的聪明后代，怎么会把这些“诘屈聱牙”（韩愈语）的古代典籍读作“散文”呢！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我费了一点时间，将这些中华文明奠基性的古代经典从内容到文体特征作了辨析和分别，现刊布于下：
《周易》——内容：八卦占卜（《易传》讲象数与宇宙大道及六十四卦占卜方法和原理）；文体类型：卜辞体、论述体。
《尚书》——内容：上古虞、夏、商、周四代的诰令（誓、诰、命、谟）；文体类型：卜辞体、历史记言体。
《春秋》——内容：鲁国编年史；文体类型：历史记事体。
《左传》——内容：解释《春秋》的编年体史书；文体类型：历史记事体。
《国语》——内容：国别史；文体类型：历史记事体。
《战国策》——内容：由战国时各国史官和策士辑录的游国之士的辅国策谋汇编；文体类型：历史记言、记事体。
《论语》——内容：儒家伦理哲学；文体类型：记言语录体。
《孟子》——内容：儒家伦理、政治哲学；文体类型：对话论辩体。
《老子》——内容：道、德哲学；文体类型：宣谕式箴言体。
《庄子》——内容：无为哲学；文体类型：神话寓言体。
《墨子》——内容：“非攻”与“兼爱”哲学；文体类型：论辩、论述体。
《荀子》——内容：包括哲学认识论、逻辑论、伦理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在内的综合哲学（另有赋5篇、诗2首）；文体类型：论述体。
《韩非子》——内容：法家哲学；文体类型：论述体与寓言体。
这便是我对构成“先秦散文”主体的六经（《诗经》除外）及诸子论说，从内容到文体特征进行的考辨。将这些中华文明奠基性的古代典籍还原到它们的本体、本位，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古代的占筮、历史、哲学、伦理学、法哲学、政治学著述，而没有所谓的“散文”！方法是简单的，但很有效。它让我们一目了然的看到了那个“先秦散文”概念的荒谬及其所指的空泛。
为了证明我的看法并不孤单，我还从书中找到两个间接支持我的事例作为佐证。
事例一：司马迁是西汉的大学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我在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读到一段对《春秋》所作的评论：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而《春秋》是被学者们划入“先秦散文”的。我们听听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再来看看：如此沉重的负载和严肃的使命是我们的散文所能承担的吗？散文能“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吗？一部在司马迁眼里“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的伟大历史著作，竟然被轻率地判定为散文，这不是对古代历史原典的轻慢吗？
事例二：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有编选尺度的文学选本，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影响很大的文学选本。《文选》选入了诗、辞、赋和骈文(包括论、序、诏令、书、表、启、奏、铭、祭、碑志等)，但不选经（五经）、子（诸子）、史（历史）——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先秦散文”，将经（五经）、子、史完全排除在“文”之外——即他认为五经、子、史不是文学，应该各归其位。从这里可以看出，起码在萧统编《文选》的哪个时代，五经、子、史是没有被视做文学的，更没有当作散文看。也许有人会说，萧统编《文选》的哪个时代，是骈文占统治地位，所以排斥属散体文的五经、子、史。但另一部影响更大的、由清代吴楚材、吴调候编的《古文观止》是以古文（散体文）为主体的，在先秦文中，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同样没有选五经、诸子，又作何解释呢？这表明，在历史上，一直有人认为先秦经、子、史（至少六经、诸子）不属文学，更不是什么散文。
根据现存的文献，我们已无法考证“先秦散文”最早是由谁，在什么年代提出来的。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个说法决不是某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起自唐朝，经宋、元、明、清而至近代。概念的出笼则大致在现代（白话）文学的初期阶段。根据我的考察，“先秦散文”这个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三个误会之上的，这三个误会分别是：一、把韩愈建立的“古文文统”等同于“先秦散文”；二、把“古文”等同于“古代散文”；三、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中国古代散文所做的误论、误导。
□“先秦散文”的误会由来
▲误会一：把韩愈的“古文文统”等同于“先秦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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