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了两年的“花城出发”栏目重新出炉，这次推介的新人是女作家娜彧。《纸天堂》（长篇）意图表现繁华如梦的城市中，人们实际孤独苦闷的困境，可惜这个主题对于都市书写来说实在太过熟悉，整篇下来也没有跳出惯常套路。小说设置了三组相互关联的角色：聪明能干的芦芽和男友万科一心在大城市中打拼；妹妹芦花在芦芽影响下来到南京打工，其淳朴天真意外唤起雇主华新的爱欲，由保姆变成情人，可渐渐发觉，这种看似是天堂的都市生活并非她真正想要的，忙碌、身份悬殊的华新又无法给予她所需的爱，于是在重遇此前有过暧昧的秦明时，无可救药地沦陷下去；秦明看似帅气体贴，其实只是玩弄感情、不想负任何责任，也不想失去情人兼上司红姐；华新原本是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遇到芦花后开始期待稳定的家庭，不料又被背叛打击得彻底绝望；最后真相败露之时，所有表面的美好状态都被一击而破。欲望、野心、残酷，或是善良、懵懂、安定，基本上，一切人物特征不过是一些典型元素的再度拼贴，芦花与华新、秦明与红姐之间的关系模式也是简单的物质—身体单向交换过程，绝大部分描写都不超过时下普遍的程式化认知。
作者在创作谈也坦陈，小说中没有自己的经历，“当我们不界定他们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他们的内心”。所以，缺乏真切的体验和观察，缺乏浓厚的情感投射，甚至缺乏足够强大的力量将这番构想推演下去，便生成了这样一具没有肉身的泥胎，更像是用以往文学叙述与当下小报新闻、电视剧、网络情感类帖子混杂在一起捏成的。另一方面，小说在情节结构上做了比较完整的设计，但过于倚重故事的戏剧化和人物关系的交错，加上语言不够节制，使得作品想要表达的心理、精神层面难以突围，陷入叙事的无边沼泽。最终，芦花的性命和故事一起结束于谋杀案，死因是维生素C与海鲜同吃在体内生成了砒霜，而这亦不过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以讹传讹的网络谣言。
看来不幸被作者本人言中：“如果我没有写好，那是我对存在还不敏感，或者是功力还不够”。创造与想象对于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可也决不是万能的，就像准确把握好人间，才有资格建造天堂；本篇误把一种陌生遥远的生活当成写作的天堂，结果既没有将外立面勾勒得精美真实，又失去了向内部纵深进发的可能。
其余五部中短篇，都或浓或淡地带有“先锋”色彩。《花城》在八十年代就是先锋文学主战场之一，时至今日，仍然意在坚守实验的立场、注重形式的探索。可毕竟当年“怎么写”的任务早就告一段落，现代派叙事手法已经成为很多作家必备的基本功之一，那么“先锋”的脉络延续至今，所面临的似乎更多在于危机和挑战，以本期几篇的不同倾向即可窥见一二。
与一味沉溺粘滞的《纸天堂》相比，这些篇章皆有凌空蹈虚的企盼，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篇都能成功飞翔起来。《柔软的刀子》（光盘，中篇）里，主人公私自来到煤矿探望离家已久的父亲，看到的却是奢侈荒淫的父亲领导着一个极权专制的小社会；《没有身份证的人》（李新勇，短篇）写一个在山林间生活了几十年的野人重入城市，因为没有社会身份而寸步难行，不得不返回郊外。两篇想以离奇的故事讽喻现实怪态，但均未能将氛围和细节刻画扎实，所谓荒诞感也只是悬浮虚空的理念而已。尤其前者的主人公寻找杀父凶手，最后发现居然是自己分裂人格的另一半，以自己杀死自己告终；后者为了表明身份认证的重要性，让一个偶遇的老太太带野人参加长跑比赛，随后竟要与他结婚；这些花招既不新鲜也不好玩，只能为本来就莫名的情节再度加深莫名之感。《三色》（戈铧，短篇）以基本写实的笔法描绘了三个产妇生育前后的见闻，比起前面两篇来说，先锋气息要少得多了，叙述还算踏实。但仍有怪诞想象偶尔夹杂其间，显得比较突兀；三则小故事分别以“突尼斯红”、“普鲁士蓝”、“土耳其黄”为题，试图构成某种复调结构，可是生发得毫不贴切。
更为不幸的是，仅仅回顾今年的《花城》，这种故弄玄虚的“伪先锋”写作就屡见不鲜，如《改变的，无法改变的》（王棵，中篇，09年第1期）、《我们的逃跑》（杨仕芳，中篇，09年第3期）、《断手》（吕成品，短篇，09年第4期）、《安乐摸》（王棵，中篇，09年第5期）等等，严重者乃至通篇都不知所云。尚未学会稳健的行走和奔跑，就急于跳脱和飞跃，其后果只能是摔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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