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会长大》（中篇）读来让人会心。写的依然是滕肖澜拿手的城市世情，作为闪婚一族的董珍珠，决定结婚时有多么率性，婚后生活中就有多么折腾，在女儿、儿媳和妻子的多重身份中她依然摆脱不掉少女的刁蛮任性，于是杯水里面起尽风波，“离婚”二字不离口。可冷不丁地先是丈夫陈程和她的女友有了暧昧，再是祸不单行，陈程竟然失业了，生活不声不响地接连打起了转弯道。牢骚满天的董珍珠，一下子被拎到了不苟言笑的变故面前，顿时小心了，一点点怒气，一点点恐惧、一点点知趣、一点点理解，再加上一点点妥协，爱的长大也许就始于此。“一个锅子一个盖”，却非得经了些深深浅浅的酸苦，才定得下心来去怜取眼前人。生活的严苛，让她和他的情感终于有了一致对外的默契，曾经在二人世界里那些任性跋扈的棱角，在面对更大的世界时，原来只是一层自欺欺人的刺猬皮。撕掉了刺猬皮的董珍珠，虽然依旧嘴硬死扛，却乖巧而率真地开始学着辨认哪些该让，哪些该争，怎样在家庭中做回妻子，以及如何通过婚姻去理解爱。
小说写得“小”，却圆熟，自足，有枝有蔓，而又枝蔓不乱，详略深浅的分寸感把握得极好。尤其是出色的细节描写，很见功夫。欢喜冤家的嗔闹，刹那竖起的刺棱，悄然缭绕的爱意，更多无言时刻的一冷一暖，都被捕捉得有眉有目，活水流转。读来熨帖舒服，如同吃了一碗酸酸甜甜的上海小汤圆，鲜滑软糯，暖人心脾。虽然时时出现的“说到底”、“终究”的句式，多少有些“张腔”作势的味道，但和张爱玲们将世情都看透的冷眼不同，《爱》终究是暖色系的观照，对柴米人生背后的温情不吝颔首一笑。
《住酒店的人》（短篇）的前半部分类似哲贵之前的《金属心》（《人民文学》2008年第11期），在写中产而又中年的男人的生活时，有些言多必失了。越往后写，味道却渐渐出来了，朱麦克最终还是到丽江去找了佟娅妮，却非得先绕着丽江周边转一圈，即便到了丽江，他也只是住在佟娅妮的对面旅馆，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既远又近地盯着她看，不是因为像盖茨比一样地爱她，而是因为更爱自己，爱自己“适合”的生活，爱与周围人恰当好处的距离，一个中年男人的安心也许就在于此。
《收获》2009年第6期推荐篇目：腾肖澜《爱会长大》（中篇） 看《十月》
丛治辰
如果存在某种可以称之为小说的“动机”的东西，它的内涵可以有多复杂？具体而言，它是指小说家在开始小说之前自我设定的预期，在这预期里这篇特定的小说应该发展为什么样子，自然决定了小说完成时的形态。而这预期又与小说家的视野、立场、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个人历史、时代诉求、文学史想象等无不相关，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有机地造成最终的选择。一篇小说是因袭故旧，在文学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我繁殖，还是贴近现实，勇于发掘和处理新鲜的经验；是蝇营狗苟，在庸俗狭隘的陈旧话题上爬行，还是大气磅礴，秉持一种更加恢宏的叙事抱负，以文学的方式行走于思想的前沿，其实都取决于这个动机。而小说技巧的价值就在于是否能够妥帖地将小说的动机传达出来，既不过分，又不至于不足。单纯的技巧是没有生命的，正如单纯的动机缺乏说服力一样。
在此意义上，刘庆邦的中篇小说《我们的村庄》，动机显然相当强劲。在年年耕种、年年丰收的土地上，我们的村庄其实已经是空荡荡的村庄。青壮劳力几乎全都外出打工，村庄里除了老弱妇孺，就只剩下一个恶棍叶海阳孤独地游荡其中。而小说正是将叶海阳作为线索结构全篇，以叶海阳的足迹丈量出当代乡村的空间想象，用叶海阳的身影穿插成当代乡村的人际网络。在外来的小杨夫妇面前，叶海阳首次展示他的权威。夫妇二人为躲避计划外生育借住叶桥，已获村长首肯，但是“村长同意，我不同意也不行！”叶海阳完全无视乡村的行政力量，仅靠一身唬人的蛮力和深到人性最底处的恶，便足以横行乡里，不但吓走小杨夫妇，还狠狠敲诈来村作业的旋土机。而在偷盗黄永金时，乡间恶霸叶海阳更与其为警察开车的表弟相互勾结，这显然标志着乡村行政秩序有效性的彻底瓦解。而瓦解的又岂但是行政秩序而已？构成小说核心情节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黄正梅在城市的暧昧职业，叶海阳对于父母家庭的暴戾态度，显然还瓦解了保证乡土中国稳定有效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维度：道德。其实，选择一个恶棍来做全篇结构的关键，本身已经象征着乡村道德和行政秩序的失范。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事件全都与乡村之外的空间相联系。黄正梅在城里卖肉，使其父兄成为村里的富裕人家，乡村的传统道德正是在这种奇异的城乡财富交易中被置换了出去；而如果村中青壮劳力没有倾巢而出，行政力量何至于弱到如此程度，令叶海阳称王称霸？我们的村庄空荡荡，但是村口有朝天的道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乡村的空间，是破碎的空间，又是打开的空间。其破碎与其开放，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小说就是这样将乡土中国旧有秩序的失范放置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空间关系中展开叙述，但同时不应忽略的是其中暗伏的时间线索。叶海阳的父亲叶挺坚，这位公社粮店会计的故事，当然不是可有可无。他与叶海阳构成了跨越两代人的大历史叙述。从人民公社时代的特权富裕户叶挺坚到新时代的流氓无产者叶海阳，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这个权力解体的过程当然也就是外在空间逐渐侵入乡村世界的过程，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空间的对立置换成为时间的接替。而权力结构的重整显然尚未完成，还有可怜的权力的剩余遗留下来，以至于叶挺坚居然想要自己的流氓儿子趁主流人口放弃乡村转战城市而去抢占村支书的位置，以使他在破碎而开放的乡村空间找到一个可以立足的位置。这样复杂纠结的空间/时间关系，正是当今中国的怪现状。
而就叶海阳本身，也并非天生恶棍，他也曾是十六岁怯手怯脚的青涩少年；他也不是一向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也曾出门打过工。从勤勉老实的农村少年到外强中干的乡村恶棍，这一过程是叶海阳个人的小历史，同时却也是乡土中国的心灵史之映像。叶海阳是公社粮店会计叶挺坚的儿子，他是旧的乡村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他的进城，及进城造成的心理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乡土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心态。第一次出去打工，他是自己仓皇逃回来的，如果不从现实层面上谈小煤窑之可怕，而从抽象意义上理解，那是旧式农民对于混乱的超出此前想象的乡村之外的空间的恐惧和无所适从。第二次出去打工，欺负他的不是城里人，而是和他一起去城里打工的乡下人。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分化。如叶海阳这样后城市化的乡下人，必然面临一种尴尬：在城市，他格格不入；而乡村也已经不是可以退守的故土。于是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村庄游荡时，叶海阳是那么焦虑，那么暴躁，那么茫然无措，那么有力无处使。唯有理解叶海阳从城市退回农村之后日复一日的挫败感和由此而生的无聊感，我们才能解释文本的一个破绽：小说将叶海阳的恶写得淋漓尽致，整个小说的力度就压在这上面，这就要求小说家必须解释清楚叶海阳为什么恶。而小说当中明显可见的解释，只有两次打工经验，这显然是无法支撑叶海阳如此大的性格突变的。而如果我们能够体贴叶海阳如何在空荡荡的村庄里一次次地回忆并累加他对于城市的愤怒，对于乡村的绝望，大概可以明白他内心的恶是怎样一点点郁积的。前文已述，叶海阳作恶的事件总是和乡村的外部空间有关。比如在旋土机事件中，“他自己挣不到钱，也反对别人挣钱”，这样的小民心态自然也是他敲诈外来旋土机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正是“叶海阳反对一切外来人到叶桥村挣钱”。单纯看，这貌似毫无理性可言，而正是这种潜意识般的无理性偏执，是最难以解除的心结。叶海阳对于黄正梅的强奸（在城里做鸡的黄正梅略作挣扎之后便无可无不可地接受了这笔免费的“生意”，似乎不宜叫做强奸，但是又该如何命名？如今的“我们的村庄”已是一个需要我们命名的陌生之地了）其实也很具有隐喻的意义：叶海阳的性欲并不单纯是一个男人的性欲，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乡村男人的性欲，或者说，是乡土中国隳突挣扎而不得发泄的各种欲求。乡土中国本身提供的想象，如叶海阳之发妻张开朵，已经不能满足这种欲求，而必得向城市中去寻找出口。但是城市那么大那么危险，将乡村贩卖给城市的黄正梅反而又再次成为城市的镜像，转而满足了乡村。在实则仍然壁垒森严的城乡对立格局中，乡村始终没有进入城市的真实通道，所能做的无非是类似如此的无力的手淫罢了。而经过一次次痛苦的手淫，叶海阳将痛苦转化为恶的报复，不也是可以理解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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