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的《赶马的老三》（中篇），可看成作者近年来乡村笔记小说的延续。小说的笔法是仿《笑林广记》一类的故事性笔记，寓理于事，寓庄于谐，只把那新鲜又丰盈的乡村生活细节夸张铺陈。乡民之智、乡民之诈、乡民之善、乡村思维方式之匪夷所思又入情入理，以妙趣横生、野气十足的农民口语写出。乡长所代表的那一套现代知识体系在“刁民”面前的数次狼狈落败，让人对这种乡土智慧时有会心。开篇老三和乡长斗法，顺手牵连出国少爷，国少爷扯出庆呆子，皮道士引出善眯子，善眯子再带出老三和乡长，这种绕一圈又回来的人物出场方式，让人恍惚回到《水浒》与《儒林》，但在今日不妨视其为作者结构上的刻意之处。从形式到内容，这都是对当代启蒙主义式的主流乡土叙事令人惊愕的冒犯，且一路发出响亮的笑声。这笑声于老三解乡长之困时达到最高潮，行文至此，这冒犯只是不动声色，让人感慨作者的高妙：他什么也没说，他只讲故事。
这种笑而不言的态度，本身传递出一份文化与经验的自信。这是作者乡间生活的亲身体验，看似随口而出，却是深思熟虑。作者自《马桥词典》以来对乡土世界的一以贯之的有情关怀，十年借居乡村的生活经历，为理解乡村中国提供了全新的观看视角。自乡土之内向外看现代，现代怪异夸张且自以为是，这正是作者借老三之眼所看见的现实；自乡土之外打量老中国，则是小说中对乡土之美的发现，对乡村伦理逻辑合理性的承认。前者是对传统乡村叙事的颠覆，从闰土到陈奂生，从来都是你看我荒谬，但老三告诉你，我看你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大概是现代知识分子从未自觉和自省过的。启蒙主义叙事里乡土是被看的对象，赵树理式的变革是借乡土之眼看乡土，惟有这一次，有一双眼睛在文后滴溜溜地打量你，这大概是很多人阅读此文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此小说中的乡土被作者打磨成一面哈哈镜，照尽现代的种种可笑和力不从心处。
“笑里带着同情，幽默通于深奥”，这小说正是此一类书写。乡土世界的恒常与变化，乡间智慧所蕴含的朴素道德和原始正义，宗教如何重新变成一种新的统治势力，基层动员能力如何与乡村现实脱节，农民对毛时代的朴素情感，这些，皆是笑声之后有所思的地方。但此文最富机趣之处，在于它从整体上暗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命题。如果方言口语这种“少数人的语言”本身就意味着某种隐匿的立场，老三和乡长的永远话不投机，正隐喻着乡村所代表的传统话语与现代知识体系的不能沟通。作者的良苦用心正在于，通过对这两种语言声口毕肖的模拟，在笑声中呈现和传递常被人遗忘的“乡村智慧”，以达到乡村传统社会和知识界的某种程度上的交流，而不是让乡土在现代知识体系的词汇中失语，这才是沟通上层与基层的有效途径。理解这一点，前文所言的“变形”之弊，倒可看成是一种拒绝平庸的“翻译”策略。联系到当下全球化这个更大的文化语境，新时代里旧智慧如何有用，乡土如何并非仅是挽歌而是一种文化资源，一切的可能正在这种“翻译”与交流之中。
除了以上两篇，其余作品大为逊色。张洁的《一生太长了》（短篇）以“狼眼”看人，头狼的睿智、高蹈与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气质对立着世人的愚昧、市侩与阴险。作品并无《狼图腾》式的对狼群代表的蛮荒逻辑的体认，反而是启蒙者对庸众的批判贯穿在头狼散文诗般的独白之中。其它短篇的问题倒不在于陈旧。裘山山《一夜到天明》写老同学聚会上游戏半生的白马王子梁俊因酒后开车被关进看守所的简单经过，放浪形骸自有天谴，混世魔王必然乐极生悲，立意浅白得惊人。徐岩《杀生鱼》对东北水上人家的起居饮食尤其是“杀生鱼”的做法描写得风生水起，然而“一妻二夫”故事渐泄中气，结尾谋杀案与篇末点题的第九节更是一泄再泄。瓦当的《多情》以出狱犯人重返洗头店却邂逅旧日情人来组织回忆，原来这位年轻官员的阴沟翻船、锒铛入狱与妻离子散竟然只是因为“多情”。矫揉造作，情理皆有不合之处。中篇里，宋潇凌的《才子佳人传》流荡着穷开心的狂欢调调。小城镇的没落文人，他在市场时代的落难显然得不到屠夫老婆的拯救，最终他彻底放弃了任何理想而成为商品现实的最不遗余力的拥戴者。叙事者当然有权在陈腔滥调中自己high，读者却未必买账。陈集益的《野猪场》写不务正业的财迷心窍的年轻人合伙养猪的梦想与破灭，直面商品经济却碰了满鼻子灰，尽管不明白作者此举意义何在，但是语言生猛，一股邪火烧到底，倒也难得。
如果说，在第11期须一瓜与韩少功几乎一骑绝尘式的领先依然没有动摇我们对当下文坛低迷的总体判断；那么，第12期海外作家群集体亮相时的阵容齐整，就让人真的“喜出望外”了。话说回来，80年代中国人开始留学海外，90年代初畅销书摊上就不乏《北京人在纽约》、《日本留学一千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样呈现发达国家都市镜像与华人跨洋经验的“留学生文学”。到如今，这一文类已发展成《罗坎村》、《金山》这样题材、命意与风格的蔚为大观——近三十年的积累，海外文学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第12期陈谦的《望断南飞雁》（中篇） 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女性小说。作家以深切的生命之痛书写了一个80年代以“陪读太太”身份出国的大陆女性南雁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辗转挣扎的心路历程。小说专注于讲述个人生命的密集经验，却以血肉之躯撞开了日常生活之下女性困境的坚冰，在中西文化的深层碰撞中探寻女性独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女性文学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写作史上都将留下自己的痕迹。
修辞立其诚，这篇小说是平铺直叙文体，作者絮絮叨叨的不过是一个海外家庭的日常家事，却在这絮叨中完成了“不安于命”的文学母题。寒士不遇，古今中外皆有之，本最易引人同情，但这一次的情绪却更有其复杂难言处。因为这次梦魇的并非如同毛姆笔下的天才画家，不过是叫做南雁的普通女子，虽好绘画但天资平平，且这一个“普通女子的英雄梦”，还有其不合时宜的特殊时空，因而这“不安于命”就演变成女性主义意义上的“不安于室”，为小说带来尖锐的论辩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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