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当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中篇）总是令人想起苏童的“少年血”系列小说。“我”看见自己的忧郁朋友郑成离家出走了，又亲眼见到郑父寻回来一个精明强悍的假郑成，这个郑成的到来搅乱了本来平静的小镇生活，于是少年的跋扈与斗狠、畸恋与死亡一一上演。也许小说中的种种不合理之处都可以用“先锋余韵”来解释，但在苏童高大的身影背后亦步亦趋，并不能令人满意。另外两个中篇《陪竹美丽去天山》（庞余亮）和《谁是小偷》（傅泽刚）分别不痛不痒地讲述了关于更年期女性和文艺男女青年的故事，在同类题材中并不出色。
本期最有趣的大概就数海外作家白林的这部《幽灵计划》（中篇）了，小说走的是悬疑加浪漫的路数，身为大学教师的质婷因参加一次会议而在席永古堡邂逅了“断臂幽灵”梁秦，斑驳的古堡，拜伦的长诗，1384年的黑死病，断臂的吟游诗人，这些符号在在令人于潜意识中将来去飘忽的梁秦当成守护着古堡的忧郁精魂，二人的一见钟情也因着这种“与鬼相恋”的衬托而愈发迷人。若小说沿着这条路一直虚下去则说不定能讲出一个好故事，若实打实地解开一个足够离奇的谜底倒也不错，可惜作者选了揭秘却坠入了俗气：原来梁秦是一位被反科学的人弄断了双手的科学家，他的幽灵气质来源于肺癌晚期，而他对于古堡的稔熟则是因为每年来这儿消夏的缘故，当然，质婷得知这一切之时梁秦早已离开人世，留给她的除了满腔爱恋与思念外还有一大笔研究基金。一个如此煞风景的结尾无法解释古堡内的种种诡异事件不说，还将前半部的悬疑和浪漫无情地拆解成了故弄玄虚，让人感慨有些故事还不如没有结局的好。
杨世运的《堂兄堂弟》（短篇）讲述了一个与堂嫂偷情的少年在城里打工时一直得到堂兄照顾，但过年回家时却听说堂嫂与另一男子有染，于是与该男子同归于尽的故事。小说结构紧凑地触及了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留守妇女”问题以及村人伦理、兄弟情义、少年恋嫂情结等主题，不过都是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并未带给人太多感触和思考。徐岩的《天黑下来》（短篇）除了给我们再添一点围绕着出租车司机、坐台小姐、卖盒饭的女人和诈骗的街坊而展开的底层故事素材外，并无更多余味。刘文起的《表哥的村庄》（短篇）则不过一个展示着大量方言的温州民间故事串烧。
《钟山》2009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何不言
本期“你们”栏目继续刊发刘丽朵的小说。这次的《幽梦影》（中篇）与上期写打工妹的《续幽梦影》在情节上没有关系。两篇小说的叙述都极其冷静，靠作者的固执与旁若无人往前推进，想到即写到，作者在写作中大概也不怎么理会读者。《续幽梦影》的打工经验庸常陈旧，《幽梦影》故事虽也平常，冷静的叙述中却多了几分神经质的残酷。如作者所言，《幽梦影》写的是“‘零余者’形象”：主角的老本行是解剖学，或许因为如此，他对残忍、恶心之物已超然麻木，甚至有些迷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个游离于大众之外的“零余者”。然而，他是海归，并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他的精神世界里更多的是空虚冷酷而非彷徨反抗，这就将他与更多“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零余者”区别开来，在现代生活情境中更具有典型意义。但小说的整体性为匀速的叙述所伤，过于“平衡”与“到位”使叙述的冷酷缺乏节奏，冷得发硬，酷得单薄。这大概因为作者某种写作上的“无意识”，也是自顾自的叙述的常见后果。
“前沿”有两个中篇。郭严隶的《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以“我”寻找雕刻灵石“白珍珠”为线，将三个家庭的命运串联起来，其中又以三方的小孩命运为情感重心：我被前夫残忍夺走的女儿、一个借腹而生的喜儿、一个不慎落水而死的童子，三种命运交织到作者“为孩子而发的呐喊”中，共同呈现出生活的“沉重苍怆”。在满含古典诗意的叙述中，疼痛、责任与慈悲都是宁静的形态，有几分禅意，但作者也稍微不自信了些，画龙一条，点睛数次。相比《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的宁静，戴冰的《橡胶女人案》略显毛躁，一个用于卖淫的充气娃娃引发一场案件，再导致一个中学生几十年不说话，中间纵有百般曲折，总是难以服众，而且小说取名“橡胶女人案”，多少有些耸人听闻。
“大家雅座”发李浩新作两篇。两个短篇试图穿越生死、人兽之界，做“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追问”：《鬼魂小记》使二爷的鬼魂回来跟我们讲故事，而《夜晚的鼹鼠》则让一个外科医生晚上变成鼹鼠，偷尸、解剖尸体、听骨头说各自的故事。二爷的鬼魂自然地融入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说着没头没尾半截故事，这样的鬼故事倒有几分温情与幽默。外科医生变身在人兽之间，似乎是个精神寓言。两篇小说的语调截然不同，前者很放松，后者却很严肃，显示出作者善变的本领。但对作者这样一个“技术主义者”而言，与他去年在《大家》发表的几个小说（如《说谎者》、《告密者札记》）相比，这两个短篇可能不如从前丰富与完整。
“任性”中，惟诚的《恍如隔世》（中篇）难说格局深阔，却最为动人。在这篇小说里，我们读到了以文革为背景的叙事中少见的怀旧、温馨气息。如果不是小说中几次提到诸如“黑五类”的历史专有名词，我们很难将它还原到新中国最动荡的的历史背景中。它不正面写甚至很少提到文革，但是“我”的所见所闻与遭遇，又实在与文革难以分开。它轻盈地躲开了历史的沉重部分，而将笔触重心落于“我”童年命运的摆动上：在城（父亲、继母、哥哥姐姐）乡（姥爷姥姥……）之间，“我”始终迷恋乡下，尤其依恋没有血缘关系的姥爷（继母的养父）。主线之外，其余的人物也写得颇有滋味，白姥姥、毛崽儿、白大鹤、“痒痒挠”等一干人命运各不相同，人生浮沉也让人唏嘘。姥爷与我的深情是小说最感人的部分，但作者对那个年代的怀旧心绪没有只靠温馨来支撑，“悲”、“欢”、“离”、“合”共同铸就了童年岁月的恣肆与挣扎、伤痛与美丽，因此怀旧得有理，温馨得真切——无关政治，无关道德，只关乎情感的秘密。郑局廷的《阳光笑脸》（中篇）的主要笔墨在于父子两辈人的观念差异、隔阂与理解，人物、结构都有概念化倾向；魏婕的《买莲》（中篇）则主要写女孩在重男轻女观念下的坎坷遭遇，细节比较扎实；陈纸的《落木湾的火车》（短篇）将视点聚焦于一个由于火车提速而被取消的小站上，角度新颖，情感饱满，倘若更灵动些或许会是一篇佳作；吴亚丁的《短篇小说二题》，一篇（《一九七五年的大雪》）写文革期间我与父亲被劫持又被放走的故事，一篇（《一头猪的私奔》）写把猪赶上山的故事，如果说前者包含着历史的创痛，是有着历史的深层原因，那么后者则或许有些荒唐了。
《大家》2009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桑槿 燕子
2009年的《花城》阅读至今，可谓收获寥寥；作为收尾的最后一期，阵容基本交至青年作家主打，或有年岁交替、吐故纳新之意。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新锐或者新面孔，都难以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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