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开篇即将女主人公置身于不堪闻问的伦理困境，抛夫弃子外出求学，圣诞节仍杳无音信。往事在丈夫平安夜里的思念与怨怼中被讲述，一个爱走神的天资平庸的年轻女子，揣着自己也未能明了的朦胧梦想，做了前途远大的才华出众的沛宁的陪读妻子，栖身于丈夫的出人头地的“美国梦”，默默地尽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就在丈夫终身教职唾手可得之时，已到中年的她却放弃夫荣妻贵的前途，独自出发寻找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的美术设计之梦。促使南雁下决心的是与丈夫一次次争吵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认识：人活着不应该仅仅是基因的传递，人生的意义在于找到生而为人的使命。南雁的自我否定与置疑，指向的正是对哲学意义上的“不安于命”的永恒追问：我是谁，我想成为谁。
但南雁有另一个不能挣脱的“命运”，身为女人的命运，她所挑战的是那个不容置疑的神圣“母性”。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天职与个人梦想相冲突时，被允许和鼓励的出路只能是放弃自己的梦想，相夫教子，屈从于家庭不分彼此的共同目标，这正是小说中论辩的一方沛宁和其母亲所持有的观点。南雁念念不忘的一己之梦，只能被视为疯狂与不可理喻。这就是文化的大八字，是千年男权社会为女性所设置的困境。南雁的难题正在于，一个女人，没有才华，没有时间，没有自由，还能否有追梦向上的权利。进而言之，在自我价值和家庭价值相冲突的时刻，女性是否还应坚持和保有那个自我的价值。至此，南雁的“不安于命”演变成了“不安于室”。
论辩的另一方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这个答案的特殊时空背景是美国——“在美国，你想是什么，你就可以是什么”。在小说中，这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中被重复，每一次重复均有着不同的意味深长。男性个人奋斗的成功哲学是允许的，那是钢丝尽头的宝物，是沛宁的大房子、体面的工作和让人羡慕的家庭；某种类似现代中国的女强人也是可行的，那是南雁的母亲和姐姐所要求的女性经济独立与自食其力，是沛宁的初恋女友王镭的科学天才梦。论辩到这里，文本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断裂，南雁猛然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你要发现它，完成它”，这不是“跟我妈妈从小讲的是一样吗”。南雁心神摇曳的美国梦原来竟深深植根于大洋彼岸的中国记忆中。因而，美国梦所允诺的个人自由与现代中国女性自强自立的文化遗产相吻合，合聚成为南雁寻找自我使命的力量，也为南雁的自我实现之梦提供了某种合法性。这种跨文化的双重助力，终于推动和完成了这一个叛逆和杀出重围的南雁。
作者有一种让你听她说话的本领，小说的叙事貌似朴拙其实绵密，几乎不留白的密密麻麻的铺叙，无丝毫雕琢花巧，却自有一种娓娓道来的痛切与真挚。作者聪明地选择了以丈夫的口吻说妻子的故事，是因为顶着“出走的母亲”这个天大的罪名，南雁是无法自辩的。以丈夫的口吻说，则隐含着小说的另一种“对话意识”，其用心正在于呈现丈夫与妻子不同的思考立场，在叙事中不知不觉地理解每个人物的处境及行为逻辑。这是真境况里的真声音，男女主人公各有各的苦衷与不得已。有悖常情的妻子，合乎常情的丈夫，都是责任与梦想冲突的牺牲品。最终，沛宁完成了对南雁的某种理解，这一过程在小说中入情入理。小说写到南雁追梦过程中的几次不忍与放弃，放弃工作回家做全职主妇、生下本不想要的第二个孩子，平安夜驱车千里的悄然归来又悄然离去，作者于不动声色之间，让人体会到她无言、无情之后的有情与有心。正是这几次不忍之中情节的摇曳，成就了这个人物让人怜惜的复杂和深度。
陈河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经验型作家。除了《西尼罗症》这样颇为怪异的文本，今年第9期《中国作家》的《信用河》的亦触碰到了海外华人三代人之间的欲念纠缠，处理的时间跨度与代际差异足以与陈谦的性别差异书写相互媲美。本期长篇《沙捞越战事》，将新奇观的呈现与身份认同问题结合起来，颇有看头。二战期间，周天化这位生于加拿大、长于日本街区的华裔加拿大人，并无多少中国认同，相貌却酷似日本人。本想参加对德作战的他被编入英军，参加了东南亚的对日特种作战，一降落就被日军意外俘虏，顺利当上了双面间谍。这位站在西方理性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周天化在丛林间总因为自己认同日本并酷似日本人而遭遇种种艰险。从传奇英雄神鹰、抗日游击队到四处偷袭日军的猎头族，反日的一方因为他的长相与出自日本牙医之手的金牙而怀有敌意；说不好官话的他，因为日文流利，成为了英军埋藏在日军当中的过河卒，关键时刻要对情感上更亲近的人们反戈一击。小说试图解决这一身份困惑：参军前，周天化看望被关押在雪山集中村的日裔加拿大人们，正是这些日本移民的智慧解除了他对日作战的疑虑。他们说：因为大和民族的本质是忠诚，于是移民就要忠诚于生养自己的国家——加拿大而非日本。矛盾双方做了一次辩证统一，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上的日本人，可以从现实行动上去反日。周天化正是在反日之中确认了日本与加拿大的双重身份，他完成了英军的任务，但在神鹰（中国人）的猜忌之下中枪身亡。最终，我们动容地发现：周天化是加拿大人，也可以是日本人，但“中国”身份倒是在这两种强势文化的挤压之下变得面目模糊了——或许，这就是小说家无意中透露的这批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相对于西方或日本，他们更难获得的是与“中国”之间的双向认同。除了身份认同可能激发的相关理论思考，小说亦在观赏性上下足了功夫。本篇的“奇观”大量出现于东方，小说的背景设置从加拿大的雪山、木屋迅速转入沙捞越的丛林、长屋，有英军、日军的纠结角力、日本渔民发家史、原始部族的吹管、月经禁忌与宗教仪式、少女猜兰的欲念与风情、游击队浪漫的集体生活与肃反，这些奇观化的元素被人类学、历史学叙述语体穿插编织起来，不断碰触读者的兴奋点。人物在西方-东方、现代-前现代的拟像奇观中游走，后现代的身份实验亦与这些元素拼贴成的空间相得益彰。当然，从帕屈克、莱迪开始的“反内奸行动”逐渐平淡甚至简陋，作者在小说末段亦因对结局戏剧性的不成功的挽回消耗了大量精力，反而使身份认同的问题未能贯彻，这些都是本篇的瑜中之瑕。
新经验的引入拓宽了作者的思维广度，而写作也以“涉渡之舟”的形式在东西思想资源之间摆渡求索，终将培植出全新的文化理念。对陈河来说，是“东方奇观”与“认同困惑”，对袁劲梅来说，则是东西文化比较的大视野、大气魄。可惜的是，她的中篇《老康的哲学》尽管如同前作《罗坎村》的续篇，却是前者毛病的集中体现。叙事者近乎赤裸地宣传了一种“我、儿子VS老康=西方VS东方=先进VS落后=民主VS专制=平等VS等级”的颇为陈旧的无穷推论模式，这一推论形象化为可怜的老康在叙事者的狂轰滥炸、勇追穷寇的语言暴力下的俯首称臣。在思考层面的缺陷之外，业余作者一句顶一句的扎实态度、雄辩的论战语体、刻不容缓的紧凑节奏、精致层叠的句群，反而更显提神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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