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摩诘的性困惑不断交织在佛教与西方形而上学的交锋过程以及对西藏历史的寻找当中。但是比起同样写西藏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著）和阿来的《尘埃落定》，宁肯的《日光之城》让人感觉少了份对西藏文化真诚的理解，而更像是西方目光凝视下的产物。不知为什么，读《日光之城》的时候，我的眼前会一遍遍浮现好莱坞大片《2012》当中，大海啸席卷美国时，镜头突然切换到西藏喇嘛庙山顶上，风雪交加中穿着绛红色僧袍的年长喇嘛神色凝重的神情。
马丁格作为一个西方顶尖级生物学博士，放弃一切到西藏皈依佛教，而他的父亲，著名的怀疑论哲学家不远万里来西藏两次与儿子对话东方佛教。真正作为西藏人的维格，作为东方人的王摩诘却只是记录者和听众。这样的情节设置不禁使人感慨我们真的已经远离了80年代甚至90年代，而真正处在了全球化的包围当中。
刊载这样一部极易引起争议的长篇作为压轴，是否预示着2010年的《中国作家》将有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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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收获》
颜妍
莫言的长篇总是让人有深入阐释的欲望，却很难做出好坏与爱憎的判断，这源于文本自身的宽阔、繁复、自足，以及浑沌。他能把一潭腥臭的死水搅出日月星辰气象万千来，莫言的老实和狡猾都在于此，他有化沉重为浩荡的能力。长篇《蛙》要处理的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生育。这或可看作是在《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之后莫言的“身体写作”的继续推进。
小说由寓居北京的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衫谷义人的五封信串成，随信附上的关于“我姑姑”的故事材料是小说的主体，而结尾则是一部同名的九幕话剧《蛙》。书信、材料、剧本，这是莫言长篇序列中颇为常见的“三重叙事”。《天堂蒜薹之歌》中游吟瞎子的歌唱、报纸的官腔陈调、作家的中立叙述是同一故事的三重视点；《生死疲劳》里西门闹、蓝解放和作家“莫言”也是各有分工的三重唱；运用得最娴熟的则是《酒国》中的三重线索，丁钩儿到酒国调查“吃红烧婴儿”案件，酒国业余作者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以及李一斗揭露吃人案件的九篇小说，这三条线在一种错乱、诡异、醉醺醺的状态中交错前进，整部小说也因而非常巧妙地以形式上的分裂把握住了当代社会整体意识的分裂。与《酒国》不同的是，《蛙》中更着重的是三线“补充”，而不是三线“交错”，书信、材料和剧本三重线索主次分明，带着强烈的向心力，在姑姑的故事上非常“朴素”地相辅相成，这使得莫言一贯的浩荡之风在其间大为收敛。
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以身体器官为孩子命名的村子，“我姑姑”如她的名字“万心”一样成为核心人物。从一个接生成果辉煌的乡村医生，到一个“被戳着脊梁骨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姑姑的故事背后，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推土机般在乡土中国的深入掘进，以及这掘进毫无疑问会遭到的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思想的顽固抵抗。而随着历史进入一个更近身的商品经济时代，故事重心也从超生/禁生的计划生育转移到了生/代生的生育计划，生育尚未逃脱政策的压制，又被捆在了生产/消费的链条之上。送子娘娘庙前的虔诚香火与民间神圣的蛙神生殖崇拜，都被牛蛙养殖场里腥气刺鼻的繁衍和幕后代孕公司的黑洞无情地颠覆掉。这是莫言健康而强大的胃很难囫囵吞下的城镇社会（“东北乡”改名为“朝阳区”），其间姑姑的故事开始出现断裂，叙述也变得驳杂而生怯，在实与虚之间踉跄起来，直到结尾处的剧本《蛙》，才得以反讽的形式为姑姑的故事做一次漂亮的后续。
姑姑借郝大手的泥娃娃女娲造人一样地赎罪，赎的却是引流的罪，而不是借腹生子的罪，被引流掉的孩子以灵魂转世的方式得到补偿，代孕者陈眉的讨伐却永无回应，在众人一心地把计划生育的政治暴力指认为规训生育的凶手之后，却对另一种为权钱阶层所掌控的隐形暴力无声归降。结尾处近六十岁的小狮子仍在分泌奶水，“旺盛得犹如喷泉”，以狂欢而荒诞的形式转身打回全篇，整个人类难道不都在分泌奶水，喂养那旺盛得犹如喷泉的欲望吗？
生育，繁衍，肉体欲望，鬼魅奇观，在这些可以辐射的维度上，“蛙/娃”是一个非常契合莫言想象系统的意象。依旧是用畸人、诡事、梦魇来营造视觉景观，用半是狂欢半是疯癫的宣泄来增殖意义，用闲话野闻来实现文本的杂花生树，例外在于，《蛙》中貌似恭敬勤恳地写信的莫言，把他曾经蛮横直下的浩浩荡荡，退后成了史实人事的背景和散兵游勇似的点缀，莫言式的化腐朽为神奇的狂欢在《蛙》中只是成全了一小支一小股的游击战似的书写策略，他曾经丰饶、张狂、上天入地的触角被有意识地收束了，坐实了，却也呆板了。《蛙》因此成了一个可以照见莫言长项和弱势的作品。当他虚得不够宽阔、轻得不够魔幻、想象得不够浩荡时，他在以实碰实、以重写重上的力不从心便暴露了出来。以《蛙》为镜，也许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辨认，一直以来在他由话语至景观再到意义的文本生成中，究竟哪些是以想象逼认现实的变形记，哪些是在匮乏处空洞挥霍的障眼法。
《蛙》中书信体的运用，让我们期待交流与对话的可能。天地不仁，而生灵不灭，生育问题是一个可以在普世的范围里思考差异的问题。而作为几代中国人绕不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它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所以行、可能果与如何思的内省，的确也需要一个距离化的他者的参照。遗憾的是，莫言倾小说全篇而写就的书信，意却不在搭一座对话的桥梁，而是迎着西方猎奇的目光，展示又一面“中国的屏风”。确实，对于西方的想象或者想象的西方而言，没有什么能如“计划生育”这样既能满足对乡土奇观的蛮荒的展现，又暗合对“中国特色”的政治暴力的不满的了。由于这来自他者的目光多是跳跃的、猎奇的、轻浅的，书信体便大有跳跃地、碎片化地、奇观性地、无深度地说事的藏拙之用。在这种轻巧的蒙太奇的手法下，计划生育这场伦理与法、民间与官方、微观生命与宏观政治的旷日持久的矛盾，渐渐圆融成一个奇观故事，而“我姑姑”的身影也越晃越虚，至于作家自己的立场呢，早已消隐在主题的浑浊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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