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平台”这两期最引人注目的可算是方如《樱花》（中篇）。小说开端由一个单身妈妈吴莺的早上开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过于苛刻，有点强迫症的女性形象。接下来随着吴莺这一天的工作展开，小说通过吴莺的回忆逐渐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偏执的女性形象是怎样一步一步形成的。可以说小说的经验是真切的，它深刻挖掘了单身妈妈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种撕心裂肺却又默默无声的痛苦——遭到抛弃、自己的清白被怀疑、独自抚养孩子甚至最终连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以及在回忆中穿插的吴莺对自己母亲的回忆，让人不禁对生命的本质产生了疑惑。究竟年轻时为了证明自己而坚持生下孩子换来的是什么？可能最终换来的只是对自己母亲的死的无限悔恨——她是那么又恨又爱的容忍着自己唯一的女儿——她却在很久之后方才明白了母亲。吴莺在许多年后早已被生活磨练成了一个对自己与他人都过分苛刻来掩藏自己内心的中年女性，却因为这一天中的种种回忆和与那个千百次出现在自己想象中的负心汉的重逢而遭到了心灵最强烈的震动，她终于真正看清了林森和在内心中总是在自我逃避的自己，她明白了她所应该做的再不是自怨自艾或是掩藏，如今她有自己的女儿，她该像那个在她家打工的女大学生说的一样，像当年母亲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女儿。这才是她自己完整的生活和她的使命。小说在处理细节和对语言的把握上也不错。但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是作者的用心之作，而且相信在有同样命运遭遇的读者群中一定可以引起共鸣，但在其他大多数读者看来，小说却有一种“不可靠的起点”，吴莺为什么要不顾生活实际的困难而执意要生下孩子？这是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的，而小说又没有一步步地去说明小说人物的这种特殊心理和逻辑并沿着这种逻辑继续推进，这使人感到无法信服。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作者犯了一个将特殊逻辑当作普遍逻辑的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障碍。这个问题可以说将作品本应有的光彩大大掩盖和削弱了，这该引起作者的注意与反思。
其余，孙春平《拆了墙是一家》（短篇）也上演了一出发生在铁路系统的因为生育困难而造成的家庭悲喜剧，小说描写细致，但在情节上缺乏必要的新意。刘继明《小学徒》（短篇）则描写了在理发馆的小学徒与按摩店女郎之间近似母子似的互相关爱。朱山坡《公道》（短篇）写了一个青年荒谬的城市际遇，但情节颇显矫情。许艺《杏子》（短篇）则将视角深入到农村的少女，表现那些开风气之先的少女的小欢喜与重重心事，只是笔触不够深和细，难以挖掘到更深层次。温亚军《回门礼》讲述了小媳妇艾娅如何自立主张，用丰厚而与众不同的回门礼赢得自己父母对丈夫的支持的故事，艾娅这个形象比较鲜活。野莽《基辅罗斯餐厅》（短篇）则是一篇通过对一场俄式餐厅基辅罗斯餐厅的晚宴和乌克兰姑娘约利亚的描绘，表达作者怀旧之情和感伤情调的小说。肖江虹《天堂口》（短篇）有点像京派作品，小说写了一个在火葬场工作而心地平静善良的人物范成大，读来还算舒服和感动。王传宏《套装》（短篇）描绘了一对夫妻饶一鸣和赵彩云各自的故事，但小说中间存在着重大的断裂，前后两部分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李铁《青春记忆》（中篇）以“李铁”和宋洪江两个人物的视角分别叙述同样的事件，试图展现出四个好朋友“三帮一”局面双方的不同想法和感受。小说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可是故事情节本身不够吸引人，在细节处理和语言呈现上也不够细致，整体来说新意不大，水准不高。
《山花》、《西湖》2009年第11、1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青年文学》
徐妍 焦媫
11、12期《青年文学》似乎带有一种岁末“清仓” 和“甩尾”之感。不过，小说的疲惫状态所呈现出来的年轻作者创作的杂乱脉象则更为清晰，值得关注。
李师江的小说《幸福之洲》（长篇）居于11期的领衔地位。曾经以反智的“搞笑”和“暴露”而获得“下半身写作”称谓的“70后”作家李师江，在以往“非主流”作品（《比爱情更假》《肉》《她们都挺棒的》）中，展现出了一种泥沙俱下的语言爆发力和青春期的反叛姿态。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怪才式的狂放不羁或许不再满足于他对自己的期待。近年来，他从现实和历史这两条路径尝试“转身”的突破。他先是借助《逍遥游》“面对”现实，继而又依凭《幸福之洲》“承担”历史，由此实现其作品与主流文坛的对接。《幸福之洲》以晚清到民初中国历史为背景，并置了两条主线：一条线索讲述福州商贾大户阙家三公子阙支水由“不肖”的顽皮少年成长为献身于国家的航空专家的壮阔历程；另一条线索讲述平民少年船仔由懵懂少年成长为钢筋铁骨般的民族英雄的壮烈一生。两条线索时而“花开两朵”，时而相互汇合。小说的构成要素很丰富：人物聚集了商界富贾、富家少爷、国家栋梁、平民船仔、民族英雄、水师将官、江洋大盗、烟花女子、东洋倭寇等形象；情节融合了英雄传奇、正史、野史、家族史、章回小说、时尚影视剧等模式；主题交织了民族、家国、兄弟、母子、情侣之间等情愫。庞大的人物阵容、多样的叙事手法、多重的小说主题，全盘涌入到“幸福之洲”的海域，煞是一幅好看的景观。尤其，小说作者着力渲染一个“情”字，民族情、家国情、跨国情色彩缤纷，且一并收束到小说的核心情感——兄弟情中，被一一引爆。这种种情感的强度、宽度，一定程度上的确触动了读者感动的神经。但是，小说在顺畅地阅读之后，又让人感觉怅然若失。小说的人物、主题，乃至故事模式，都似曾相识，不过是对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市场合谋的文化观念的翻拍。就连作者精心设计的民族英雄为了免遭外敌凌辱意欲服纽扣上的毒药这个细节，也多次出现在反特片老电影中。可见，经过《幸福之洲》的转型探索，作者以往“非主流”的锐气反而不见了。为了寻找新的定位而循规蹈矩地回返到70一代人的主流记忆，结果不但难以突破，反而失去了自我。不过，如果读者是“80后”、“90后”们，也许倒会产生一种新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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