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木《五彩缤纷》涉及的则是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心理。误伤人命的残疾人小光，死者从人贩子处买来的妻子小菊，这两个受尽凌辱的可恨可怜之人，因了这意外而至的死亡，一个是解脱，一个要逃命。突然之间，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命运相系进而相怜。相怜的力量竟如此之大，小菊不再情愿出卖身体，小光则不顾力量悬殊奋然相救被昔日买主逼迫的小菊。故事并非新鲜，但作者有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让人物的心理在感官的每一个层次打开，全篇充斥着嗅觉、味觉、视觉的复杂体验。于是卑贱和美好，嫌恶与同情，偷窥与情欲，千万种情绪直接击打你的感官而后进入你的心，让人有一种动弹不得的感同身受。
这一期的小说似乎在比较一种放大镜的功夫，看谁能写尽人性曲里拐弯的隐秘，东紫的《乐乐》亦是一篇以心理见长的小说。丈夫与妻子的因隙生恨，婚姻之战的防御与伤害，落实在婴儿乐乐的生世秘密上，她是丈夫为报复妻子与妓女生下的孩子。作者让乐乐在养父母家中快乐无邪地成长，另一个世界中的夫妻却在上演愤怒、欺骗、背叛的种种原罪，这种善恶二元对立的结构显得过于简单且缺乏説服力。
十二期的阅读感受更时尚些。一部《蜗居》搅动了大江南北人们的心。房子，小三，贪官，这个时代的核心词汇和故事牵动着大家的神经。读第十二期《中国作家》意外地发现这些流行元素竟全在其中。
开篇是来自江西女作家阿袁的中篇《鱼肠剑》，继《郑袖的梨园》之后大学副教授阿袁继续在小三的书写轨迹中前进，而且一如既往借助古典文学资源写她擅长的女性故事。阿袁似乎喜欢人们拿她与张爱玲相比（参见新华网江西频道4月15日阿袁访谈），但其实不一定貌似写女性的、风格有些凄婉的就都像张爱玲。张爱玲更注重描摹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阿袁往往将自己放到一个女性的视野当中，写女性之间的关系，她笔下的人物最在乎的好像是打败女人。这是女人之间的斗争。古典的唯美以及凄凉成为这些女人的舞台背景色，昆曲的旋律一直飘荡在耳际，女人之间的斗争是无影无形而又随处可见的。在《郑袖的梨园》里是水袖，在《鱼肠剑》里是精微瘦小得可以放进鱼肚却无比锋利置人于死地的鱼肠剑，那么多的典故，那么幽暗的秘史，一切仿佛昭示着斗争的复杂和惨烈。
而且竟都与小三有关。《郑袖的梨园》里的郑袖因为自己的父母被第三者插足，所以留下了致命的阴影，以致成年后专门去拆解那些成功晋级的第三者的婚姻。到了《鱼肠剑》，表面看是写三个女博士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末了才发现原来还是一个小三的故事。女博士曾被调侃为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而阿袁不仅要打破这种社会对于女博士的偏见，还为丰富小三的层次做出了贡献——女博士不仅是女人，还可以做小三，并且她们做起小三来似乎更优雅更高妙，杀人于无形，还专挖身边人的墙角。她们不仅有身体的美，还有高情商、高智商。谁说小三只有年轻美貌，谁说小三不能有高学历？
《鱼肠剑》和王安忆80年代末期的《弟兄们》（发表于《收获》1989年第3期）一样写学校里三个女人的故事，据说三个人的关系最有张力。《弟兄们》写三个女人的女性情谊由亲密到分崩离析的过程，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外在文化环境几乎决定了女性情谊的失败。但《鱼肠剑》在很逼仄的空间，很单纯的学校环境里描绘一个具有五代“花间词”格调的33岁女博士移花接木、暗渡陈仓，将同宿舍舍友的丈夫据为己有的故事。故事婉转动人，阿袁的叙述风格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不动声色而又旖旎缱绻。但题材的狭窄，过于刻意地营造风格，固然在刚开始的时候能给人一种距离之外的美感，却如何经得起一再的重复？女博士吕蓓卡战胜了孟繁，不仅不是女性的胜利，而是更深的堕落。张爱玲试图解构男女关系，而阿袁加深的是传统对于女性的灾难性成见和规约。阿袁的狭小境界反映出女性主义无意识的后退，从张爱玲到阿袁，显现了女性主义推进的悲怆性。
商晓倩的中篇《一切都好》很细腻地勾画了女主人公柯北的情感悲剧。这不是一个典型的第三者的故事，但是通篇无处不在第三者。每个人都有第三者，每个人又都是他人的第三者。其实柯北始终放不下的是父亲和第三者的结合，盛宇轩的背叛加重了这层压抑。柯北是那种柔弱的女人，表面上一切都好，似乎得到很多的爱，但实际早已患上了忧郁症，只是爱她的人并不懂。我们总以为自己很爱对方，却不知道对方真的需要什么。整个故事前半部分写柯北对盛宇轩和父母的感情时处理得非常细致，有内在体验，可惜后半部分情节过于言情化，对人物的处理也缺乏连贯性。
朱家雄的《房客纪事》触及时下敏感的题材——房子，但不是买房，而是租房。做不起房奴，就做房客，是很多人的选择。小说非常切题，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勾画出了房客的群像图。作者讲故事的能力很强，通过二房东张文东围绕租房接触到的人和事，把当代人的婚恋观、生活方式作了生动展示，甚至故事当中还有悬疑色彩，节奏紧凑。张文东这个角色好像是《无主题变奏》（徐星《无主题变奏》发表于1985年《人民文学》第7期）里的“我”在市场经济下的“觉悟”版，新时代的“多余人”形象。张文东的晃晃悠悠使这篇纪事体的小说令人读后有某种兴趣去发掘它背后可能深藏的东西。
孙未的《好运气》提供给我们的是发生在拉斯维加斯赌城的故事。地点在异域，书写的却是两种阶层国人的人生图景。故事里有两段奇遇：曾经一心想出国改变命运的简在赌城遇到一个神秘的白人老头，老头教她赢了一笔巨款；而今简成了“我”带领的领导观光团的“贵人”。人生当然不是光靠拥有好运气这么简单。简为了过上好生活，挣扎出国门，但输掉爱情。“我”也许能在赌城赢得一些金钱，但打回原形之后还是跟在老总们（贪官？）身边被呼来喝去的小角色。一个篇幅较短的中篇却容纳性别、种族、阶级等丰富的内涵，虽叙述较为粗略，但也足见作者的阅历和经验。
宁肯的《日光之城》是第11和12期重点连载的长篇。 在第二部里，1996年入藏的志愿者，也即该小说的男主人公王摩诘跟随拥有一半藏族贵族血统，出生北京，曾在法国留学的美丽女主人公维格回到拉萨参加家族聚会。维格爱着王摩诘，但即便她放弃曾经的诗人、教练男友，利用法兰西院士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来拉萨的机会，让王摩诘与自己同居一室，并在此期间充分展现内外兼修的魅力，仍未能改变王摩诘虐恋的性取向。最后维格选择去博物馆做讲解员，远离王摩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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