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回看，《芳草》一直在扶持着那些已经有一定写作经验的六七十年代生作家，相较八零后及新锐作家，他们有更多的沉淀下来的生活体验，文笔更平缓，很少会在技巧上玩花样，只是作品让人读来总有咽不下一口气的感觉，它们本来可以被雕琢得更好。很期待这些作家们可以更用力一些，明年的《芳草》也会更加芬芳满园。
看《小说选刊》
徐勇
在第11期《小说选刊》所选中篇中，就可读性而言，要推李唯的《一九七九年的爱情》（《北京文学》，2009年第10期）和牛余和的《羊兮羊兮》（《芒种》，2009年第11期）。前者讲述的是两个时代的爱情故事。随着物质生活的好转，爱情却一去不复返了，小说中明显可见叙述者表露出的哀叹之情，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乡愁的味道，而作为时间的1979年在小说中只是一个符号，并不具备多少格外丰富的意义。就故事情节和结构设置来看，小说也似乎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后者表现的是一个环保和中国式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主题。主人公之狠毒狡猾让人震惊，而小说为了表达出道义的公平不惜搬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其结果是难免缺乏说服力。陈继明的《每一个下午》（《黄河文学》，2009年第10期）以一个疯子的视角叙述了一桩乡村丧事前前后后的过程。疯子的视角或可取得某种审视的距离和外来者的新鲜感，但叙述者不时穿插其间，自然使得小说的叙述不断处在摇摆之中，有让人摸不着头脑之感。而谭岩的《武装部长》（《青海湖》，2009年第10期），虽在呈现乡间的艰苦方面很有泥土气，但其笔下武装部长形象之唯唯诺诺，全然不像人们眼中的乡间权贵，叙述者的苦心孤诣可以想见。
至于短篇，似乎也没有太多可以挑剔的地方。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红豆》，2009年第10期）虽然是以“我”角度讲述父亲母亲的故事，但“我”在小说的叙述中完全可以置换成第三人称，这种视角的选择并不见得十分必要。而裘山山的《致爱丽丝》（《作家》，2009年第10期），故事虽很精致，但正是这种精致反倒失去了生活的质感和实感，这不能不说是遗憾。刘涛的《暮歌》（《青海文学》，创刊五十周年专刊）就像小说名一样，叙述上有点缓慢枯涩，但正是这种枯涩其实凝固了太多的柔情，读来还是颇为感人。张鲁镭的《月亮点灯》（《鸭绿江》，2009年第10期）在叙述上同样有点漫不经心，自然也不免限制了小说的深度。
《小说选刊》第12期中，杜光辉的中篇《团长和他的树》（《时代文学》，2009年第11期）颇有意思。小说以“文革”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但叙述的却是与“文革”全然无关的故事。团长和他的团部就像一块飞地，在这块飞地上，他视树为生命，其实是把树当成他的士兵一样关心呵护，而正是在他的呵护下，他的士兵亦如他的树一样茁壮成长。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但若对比彼时的社会环境和作者的叙述语调，就能明白叙述者的真正意图不过是在借这一现代神话重复对“文革”之非人道的批判而已。相比之下，另外两个中篇（小岸的《半个夏天》[《山西文学》，2009年第11期]和吴君的《出租屋》[《作家》，2009年第11期]）就显得幼稚得多，两篇小说的意图十分明显，而故事也似乎没有多少新意。《半个夏天》讲述了两个还没开始即已失去的爱情的故事，一切都在若隐若现中，而这种叙述中其实深藏着叙述者无奈的忧伤和感喟——任如何努力，丑小鸭都是难成白天鹅的。而《出租屋》则写了边远山村对（深圳）大都市的刻骨的向往，但奇怪的是小说的叙述却设置了一个从大都市返回乡村的隐姓埋名的成功者，出走和回归的纠缠，看来仍是乡土小说难以摆脱的主题。
这一期的短篇中韩少功的《怒目金刚》(《北京文学》，2009年第11期)值得一读。小说叙述了一个叫玉和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奇怪而倔强的性格及其一生。因为一句随意的口头骂，性格粗暴但其实相当耿直的邱天保得罪了玉和，由此玉和同邱天保结下了宿怨，至死方才解开。韩少功乃文坛老将，这篇小说仍旧延续了他一贯志怪的风格，但这种志怪里揉进了作者对人生和现实的理解，相比之下，也更为耐读。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群山与莽原》（《黄河文学》，2009年10期）写的是汶川地震带给人们内心后遗症的故事。失去家园的灾区人，失去的不仅仅物质意义的家园，还有那份对家乡的山山水水的那份熟悉和亲密，而这些随着地震已一去永不返，无怪乎小说的结尾主人公会变得精神失常了。小说虽然真切感人，但把这种深刻的思考寄寓于一个普通乡农，终让人觉得难以胜任。尹向东的《草原》（《回族文学》，2009年第6期）虽然篇幅很短，但叙述十分节制内敛，也是一篇值得细读的小说。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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